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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一)

海洋史研究 2019-01-16 00:26:08

商人

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一)


小编谨按:

本文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69-86页。承蒙李伯重先生亲自修改并惠允“海洋史研究”公众号刊发推送,特此致谢!

全球史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史?#25104;?#20540;得注意的大事。这种全球史摒弃以?#36865;?/span>世界史研究中那种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思维模式,主张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相互具有?#26469;?#20851;系的若干社会所形成的网络;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只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人口增长、?#38469;?#30340;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三大过程之中;在这三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在考察一个由若干社会参与其中的历史时间的原因时,要充分考虑其发生的偶然性和特定条件性(以上系刘新成总结)。这种新的史学潮流出现后,在国际学界获得广泛的认同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研究东亚世界的历史,是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的重要方法。本文就旨在通过对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的研究,跨越现在的国境,来了解当时东亚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在这里,首先对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地点和领域进行界定并做相应的?#24471;鰲?/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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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17世纪前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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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纪前半期,在中国是明朝中后期,在朝鲜则是李朝前期。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期作为本文研究的时段?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经济全球化的?#25353;?#36827;程开始了。阿达(Jacques Adda)说:全球化经济诞生于欧洲,开始于15世纪末,?#20146;?#26412;主义兴起的原因与结果。近几十年来以一体化体制出现的世界经济,来源于一个欧洲的经济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倘若没有日本的有影响力的发展,没有中国令人瞠目结舌的苏醒,人们还将今天的世界经济视为欧洲经济世界的?#30001;?/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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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亚洲就?#30740;?#25104;了相当发达的国际贸易网络。阿布-鲁霍德(Janet Abu-Lughod)总结说:在13世纪?#25353;?#21069;很长时期,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30740;?#25104;三个有连锁关系的海上贸易圈:最西边是穆斯林区域,中间是印?#28982;?#22320;区,最东边是中国的天下,即朝贡贸易区。这三个贸易圈之间的联系虽然出现很早并?#20197;?#19981;断加强,但是从大规模和经常性的贸易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还不十分紧密。而欧洲与亚洲的经济联系,则更加疏松。到了15世纪末,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和亚洲的经济联系有?#36865;?#30772;性的的进展。?#35759;?#21335;德兹-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指出:“13世纪中期以后,穆斯?#31181;?#19996;衰落,三个新兴的中心——欧洲、印度和中国——成为以后250年来世界?#27573;?#20869;最富活力和经济繁荣的地区。这三个地区制造并出口工业产品,如纺织品、武器、瓷器、玻璃以及金属器具等。就?#25215;?#26041;面?#27492;担?#31302;斯?#31181;?#19996;也可以排在第四位,但其实力则相?#21592;?#24369;。在这三个地区中,中国和西欧又?#20146;?#37325;要的,但彼此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贸易。因此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人就一直想打进世界最富庶的交易市场,但却一直处于难以突破的不利陆偏远角落的欧洲实在太穷。哥伦布前往中国的计划,是一个有可能改变世界的扩张行动,到最后会使东方和西方的经济产生连结,进而整合成一个全球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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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美洲的发现。?#35759;?#21335;德兹-阿梅斯托指出:“1492年那一年,不只基督教国度改头换面,整个世界也脱胎?#36824;恰?/span>我们置身的现代世界绝大部分始于1492年,所以对于研究全球史某一特定年代的历史学家?#27492;担?/span>1492年是很显而易见的选择,但实情是这一年却反常地遭到忽略。说到1492年,最常有的联想是哥伦布在这一年发?#33267;?#21069;往美洲的路线,这可以说是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33267;?#30340;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欧洲长期的帝国主义就此展开,进一步重新打造全世界;美洲加入?#23435;?#26041;世界的版图,大幅增加?#23435;?#26041;文明的资源,也使得在亚洲称霸已久的帝国和经济体走向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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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世界大部?#20540;?#21306;已经被欧洲人发现并被纳入了全球贸易网络。因此,从15世纪至17世纪中期这两个半世纪被称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早期阶段,简称早期经济全球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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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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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开始,改变了整个世界。本文所说的东亚世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变。这里,我要对东亚世界这个?#25293;?#20570;一?#24471;鰲?/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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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我们今天最常见到的?#35270;?#20043;一,但是东亚的?#27573;?#21017;向无明确的界定。今日国际关系中所说的东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三国;而在文化史研究中,东亚又往往是儒家文化圈的同义词,即中、日、韩三国加上越南。这些说法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东亚,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包括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的东南亚,因?#36865;?#24448;又被称为东北亚。然而,如果把今天的中、日、韩三国称为东亚的话,东亚就等同于东北亚了,越南、琉球以及整个东南亚就被排除在外了。然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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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土和人口方面,中国?#38469;?#19968;个无与伦比的巨大实体。费南德兹一阿梅斯?#20852;担?#22312;近代早期的世界上,中国是当时世界所知最接近全球超级强权的国家,?#20154;?#25152;有可能的敌国加起来还要大且富裕。…..1491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据不到六千万,绝对大幅低估了实际数字。中国当时可能有多达一亿人口,而欧洲全部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市场及产量的规模与其人口成正比,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说:到了明代后期的1600年时,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文荟萃的统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24120;?#24403;时俄国才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印度则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24310;?#19968;亿二千万,远超过欧洲诸国人口的总和。就今天的情况而?#35029;?#20013;国的陆地面积东西跨越62个经度,南北达到49个纬度,超过整个东南亚地区和东北亚主要国?#39029;?#40092;和日本的面积总和。疆域广袤的中国,除了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北亚、东南亚相邻外,也与北亚(或内亚)、中亚乃至南亚接壤或者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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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巨大的领土内,包含了自然条件迥异的地区。黄俊杰认为现在通常所说的东亚包括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的气候、温度等风土有特殊性,即属于和辻哲郎所区分的三种风土类型(季风型、沙漠型、牧场型)当中的季风型地域。然而,中国北部(长?#19988;员保?#21644;西北部(兰州以西)的广大地区,在自然条件与中亚和内亚更加一致,属于干旱地域:西部和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大部?#20540;?#21306;是高寒地域;东北部的自然条件则与今日俄国的远东地区相似,属于北亚寒冷地域。这些地区的风土与中国内地(亦称China Proper)有很大差异。即使是在中国内地,虽然?#38469;?#20110;和辻哲郎所说的季风型地域,但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别,以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这个差别如此之大,可以说是两个中国。如果再进一步,看看中国的南方,那么还可以发现:在自然条件方面,位于最南方的珠江流域与其说接近位于中部的长江流域,毋宁说更接近其南面的中南半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27492;担?#20013;国不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东南亚、北亚和中亚国家,或者说是东部亚洲各地区(东北亚、东南亚、北亚、中亚)的集大成者。由于中国如此巨大和多样,因此中国与亚洲其他部分的交流,也具有全方位的特点,交流涉及的地区也各不相同。黄俊杰指出,中国与朝鲜或日本的交流活动,与其说是中、朝交流,或中、日交流活动,不如说是江浙地区与日本的交流,或是山东半岛与朝鲜的交流,更具有历史的实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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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地区是亚洲大陆东部地区,包括今天所说的东北亚、东南亚和中国三个区域。为了避免误解,我使用东亚世界这个名?#19990;?#31216;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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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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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对于一个国家?#27492;?#20063;就是外贸。既然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就不能不谈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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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全球史研究的对象是跨越国境的历史。进行全球史研究,就必须摆脱国家的观念。今天的国?#19968;?#26412;上?#38469;?#27665;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是一个近代的现象。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的国家,并不是今天的民族国家。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除了中国、朝鲜、日本以及安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国家的特点外,其他地区的众多政权都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至于在海上,那时也?#24418;?#26377;公海领海的?#25293;睢?#22240;此,如果用今天的国家观念去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就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大概是出于这种理由,贡(Geoffrey C. Gunn)把前近代时期的亚洲历史称为无国界的历史。他新出的一本书,书名即 History Without Borders: The Making of an Asian World Region, 1000-1800。本文所研究的东亚世界国际贸易,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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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之所以不同于国内贸易,是因为涉及国际贸易的各国(或者领土政权),在经济政策、语言、法律、风俗习惯以及货币、度量衡、海关制度?#30830;?#38754;都不相同。由于这些差异,进行国际贸易有诸多困?#36873;?#20363;如,因为贸易主体为不同国籍,资信调查比较困难;因涉及进出口,易受双边关系、国家政策的影响;交易金额往往较大,运输距离较远,履行时间较长,因此贸易风险较大;除交易双方外,还涉及到运输、保险、银?#23567;?#21830;检、海关等部门;参与方众多,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21360;?#22240;此即使在今天,国际贸易也比国内贸易更困难,同时商业风险也大于国内贸易。至于在前近代时期,情况就更为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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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交通运输方面,连接东亚世界与外界的主要陆上交通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一路上尽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许多地方人迹罕至,旅途极尽艰?#36873;?#39532;可波罗行经罗布荒原时,从荒原的最窄处穿过也需要一个月时间。倘若要穿过其最宽部分,则几乎需要一年的时间。人们要过此荒原,必须要准?#25913;?#22815;支持一个月的食物。在穿?#20132;?#21407;的三十天的路程中,不是经过沙地,就是经过不毛的山峰。特别是帕米尔高原,沿高原走十二日,看不见一个?#29992;瘛?#27492;处群山巍峨,看不见任?#25991;?#38592;在山顶上盘旋。因为高原上海拔高,空气稀薄,食物也很难煮熟。直到17世纪初,葡萄?#26469;?#25945;士鄂本笃(Benoitde Goes)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经中亚来中国,?#36152;?#20381;然非常艰险。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由于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人、马几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20801;牽?#20154;们只有靠?#36816;狻⒋谢?#26447;干来抵御。他们经过了一段最恶劣的道路,在滕吉巴达克(Tengi-Badascian)山附近损失了大量财物和马匹,在翻越撒克力斯玛(Sacrithma)高山的时候又冻死了许多同伴。在与盗贼、火灾、山岭、风雪相争斗后,160311月末,这支商?#21448;?#20110;到达目的地——喀什噶尔(Cascar)的都城?#32423;?#30475;城。此?#26412;?#37122;本笃等离开果阿东行,恰为一年。鄂本笃所带的马有六匹都死于冻饿困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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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情况如此,海路成了国际贸易的唯一另外选项。在亚洲东部海域,海上交通很早就已开始,但是由于造船和航海?#38469;跎形?#21462;得重大进步,海船基本上只能做近岸航行。在东海海域,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仅只隔着黄海,向来称为一衣带水,但是直到唐代,中日之间的航行仍然充满风险。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启行六次,失败五次,第六?#32428;俗?#26085;本遣唐使船航行成功,但也备极艰难,海上航行历时两个月,而且同行的船只中,遣唐使藤原清河与学者阿倍仲麻吕?#20439;?#30340;船先触?#31119;?#21518;又遇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全船180余人,死了170余人,仅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幸免于?#36873;?/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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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海域,情况要好一些。但是也充满风险。东晋高僧法显在西元411年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归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他先乘船从穿越马六甲海峡,绕行东南?#21069;氳海?#28982;后北上。他登上一艘返航的中国商船,在海上漂泊90日,抵达耶?#30424;?#22269;,停留5个月等候季风,后搭?#32902;?#19968;商人大船,启程返国,在海上颠簸了近三个月,最后才到达了今山东半岛的青州长广郡界。到了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有了重大进展,但是依然是一条风险很大的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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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前近代时期的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政权)的领土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即国界),因此出?#20013;?#22810;管辖权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区在若干时期中甚至没有国家(或政权)管治,成为政治管辖的真空地区。这种情况,使得国际贸易成为高风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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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时期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主要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情况?#20852;?#25913;变,但是如波多(Michael D. Bordo)等指出:1617世纪的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的商品种类仍然主要集中于那些非竞争性的商品,特别是那些只有?#25215;?#29305;定地区才能生产的地方特产。由于这些商品的特殊性,?#35828;较?#21806;地的价格也十分昂贵。这样一来,使得从事国际贸易的商队更加成为沿途盗匪垂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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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绸之路,政治状况很不稳定,盗匪横行,洗劫商旅,杀人劫财,乃是常情。即使是?#20255;?#30456;对较好的蒙古帝国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盗匪依然不少。蒙古帝国瓦解后,中亚地区大多数时期处于混?#26131;?#24577;,成为商旅的高风险地区。海上国际贸易的交通运输情况也非常不理想。由于前近代时期不存在公海领海的?#25293;睿?#28023;岸之外的海域?#21363;?#20110;无人管理的状态,因此航行安全也没有保障。特别是在连接东亚世界与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由多条航段组成,这些航段大都沿海岸或者离海岸不远,容易受到海盗的侵袭,因此海上贸易也充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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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前近代时期的国际贸易中,由于没有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一类共同的游戏规则,因此一旦商业纠纷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只有靠纠纷发生地的统治者的意志来解决,而这些统治者往往对过往商旅横征暴?#29627;?/span>雁过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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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上原因,商人只能结成大团伙,方能进行国际贸易。荷兰人白斯拜克于1560年奉日耳曼?#23454;?#26597;理五世之命,出任驻奥斯曼帝国使节。他在?#20102;?#22374;布尔见到一位旅游中国的土耳其麦沃拉纳教派的?#20102;估?#20256;教?#20426;?#27492;教士讲了他去中国经历。他加入了进?#20852;?#32504;之路贸易的卡拉万(Caravan)商?#21360;?#36825;个商队规模颇大,原因是路上艰难险阻,非结大队不可,小群不得通过。他们一直行?#31181;?#22269;嘉峪关后,方才安全,沿?#20037;?#26085;有?#31350;?#20572;,并供食宿,取价?#22303;?/span>,再行多日?#35828;直本?#26126;朝末年,葡萄?#26469;?#25945;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从印度启程前往中国,情况也如此。他在拉合尔随同商队出发去喀布尔,同行的有500人,已有相当的自卫能力,但途中遇到盗匪,多人受重伤,鄂本笃?#25512;?#20182;几人逃到了树林里才得以脱险。在海上,情况更加明显。为了对付盗匪和官府的劫掠和勒索,商队必须提高自卫能力和公关能力,成为拥有相当可观的武力和借助政治力量的团体。一方面,携带武器,雇用卫队,以对付小股盗匪,另一方面则寻求沿途各种地方政权的保护,携带大量贵重货品,向官员和地方首领?#35874;擼?#24182;忍受沿途政权的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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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情况,前近代和近代早期的国际贸易,不仅与今天的国际贸易迥异,而且也与当时各国的国内贸易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当然也使得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自有特色。


二、前近代与近代早期国际贸易中的商人


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他们终究还是商人,是一种前近代时期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因此在?#33268;?#20851;于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商人,什么是前近代时期国际贸易中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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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商人(merchant),就是从事商品买卖的人。他们买卖的商品,一般数量较大,可以从中获利。因此《现代汉语?#23454;洹?#23545;商人的解释是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在英文中,?#35206;?#26368;权威的?#23454;?#23545;merchant的解释也与此大同小异。但是这个关于商人的普通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前近代时期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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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前近代时期(特别是在古代)世界许多地方,虽然商人也是从事较大数量的商品买卖的人,但是他们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西欧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时代),商人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到了中世纪,商人仍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往往只有犹太人等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族群才成为商人。这些人被挤到社会的边缘,即如马克思所?#35029;?#20182;们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38556;?#20013;,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38556;?#20013;,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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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国古代的四民观,商人也被放于最下的位置。秦汉时期曾实行歧视商人的政策,商人被列入商籍(或市籍),在出?#35828;确?#20415;受到歧视。一直到明代初年,这种贱商的传统还可以看到。朱元璋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31181;?#23478;,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24178;?/span>。到了正德元年,还重申禁商贩、吏典、仆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从这个意义上?#27492;担?#21830;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尽管各个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情况有很大不同,而且实际情况往往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36824;?#30691;;尊农夫,农夫已?#37117;?#30691;。因此前近代时期的商人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一种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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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今天,商人?#20146;?#38376;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但是在前近代时期,各种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事商业,这就导致了谁是商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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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指出这种情况的人是司马迁。司马迁在不朽名著《史?#24688;?#20013;专门设了一篇《货殖列传》,李埏先生认为这在中国史籍是空前绝后的。李先生还指出:司马迁从先秦至西汉的众多商人中选取了20 人,为之立传,?#36865;?#23578;有诚壹致富10人,则只记其名姓。若并计之,?#24067;?/span>30人。这30人包括如下的几种人?#28023;?/span>1)专事商品交换的人,如范蠡、子贡、白圭、刀间、宣曲?#38382;稀?/span>……。他们在市场上,依积著之理,以物相贸,买贱卖贵;(2)既从事商品生产,也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如曹邴氏以铁冶起,……贳贷行?#30452;?#37089;国;如程郑冶铸,贾?#35843;?#20043;民 如宛?#36164;?/span>大鼓铸……,因通商?#31181;?#21033;。其他冶铁、煮?#24013;?/span>……的人,虽未明言从事商品交换,但?#38469;?#20026;市场而生产,是不能不交换的;(3)从事服务性行业致富的人。如洒削的郅?#31232;?#32963;脯的浊?#31232;?#39532;医的张里。《列传》中但举其姓名,未为之立传;(4)经营借贷的子钱家。其著者如富埒关中的长?#21442;捫问稀?#26446;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的所谓的商人,不仅指从事废居?#34180;?/span>积著的贾人,也包括从事煮?#24013;?#20918;铁……兼营产销的企业主,即《史?#24688;?#25152;称的从事货殖末业的人们。他们不是一个单纯的集体,而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在先前,由于中国?#24418;?#32479;一,因此上面的商人中,有许多因为从事的是跨国(即跨越诸侯国)的贸易,也可?#21592;?#35270;为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由此可知,前近代的国际贸易商人,也如同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人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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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拉布(T. K. Rabb)指出: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人们?#24418;?#23545;商人merchant)一?#39318;?#28165;晰的界定。即使限制在对外贸易?#27573;?#20869;,商人这个群体也包括了广泛的内容,从地方商人到伦敦的大商贾,而所谓地方商人则包括小贩和手工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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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前近代时期的商人包括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虽然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有很大差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从事商品交易并从中获利。在此意义上,他们都可以称为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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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早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人都卷入商业活动,人数?#26412;?#22686;加,使得商人的种类更为复?#21360;?#21516;时,在近代早期,不仅国际贸易空前活跃,?#38469;酰?#29305;别是航海?#38469;?#21644;军事?#38469;酰?#20063;取?#36152;?#36275;的进步和广泛传播,使得国际贸易中的纠?#20934;本?#22686;加,冲突也日益剧烈。在此情况下,商人进行国际贸易,必须更加依靠武力自卫和战胜敌人,不论这种武力是商人自?#27827;?#26377;的还是借助于国家(或其他团体)的。因?#23435;?#20204;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各地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都采取不同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武装商人。例如,在印度洋的国际纺织品贸易中,位于南印度的凯科拉(Kaikkoolar)商人团体,早在17世纪之前很久就建立了强大武装,和竞争?#20801;?#36827;行战斗。因此麦因斯(Mattison Mines)称他们为武士商人Warrior Merchants)。更重要的例子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商人。他们出海贸易,不仅拥有强大的武力,而且往往得到国家的支持,因此不仅自卫,而且劫掠其他国家的商船。因此之故,他们到?#36164;?#21830;人还是海盗,一直争议不断。在今天,海盗(Pirates)一词指的是在海上掠夺他人财物的犯罪分?#21360;?#20294;是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海盗(也被称为海狗)并未被视为罪犯。若是结合国家权力进?#26032;?#22842;行为,海盗?#32479;?#20026;?#36739;?#23478;商人冒险家,被视为英雄:而若在与国家权力无关的情况下进?#26032;?#22842;,则被视为犯罪分子,必须接受法律制裁。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地方,例如北欧海盗维金(Viking)人,英国诗人拜伦叙事诗中的主角——地中海海盗(Corsairs)、加勒比海上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印度海盗(Buccaneers),以及日本战国时代广为人知的濑户内海“水军和东海的?#30334;量?/span>等,在性质上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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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早期国际贸易的特点,只有具有相当实力和规模的商人团体,才能够从事这种高风险的贸易,而且他们与各种形式的政治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寻求这些的政治力量的保护,或者利用这些政治力量以?#27604;?#26368;大利益。而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或者不同形式的政权)。国家政权在中国传统观念?#22411;?#24120;被称为,而与相对的?#25293;?#26159;。因此依据这两个?#25293;睿?#36825;些商人团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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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商:这里所说的官商,包括两类:第一,由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一个部族政权)派遣、代表该国(或者该部族)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商人;第二,虽非一国政府(或者一个部族政权)派遣、但得到该国政府(或者该政权)授权和支持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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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商:这里所说的私商,就是不由一国政府(或部族政权)派遣并代表该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因此,有些官员未经该国政府派遣而自己私下与外国进行贸易,这时他们也属于私商。在私商这个范畴中,还可以分为普通商人海盗商人两个大类。在国际贸易中,有些商人更多地依靠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所涉及地区的政府(或政权)解决贸易中的问题,并获得保护;而另外一些商人则更多地依靠武力自卫或者打击?#20801;幀?#21069;一类商人,这里称之为普通商人,后一类商人则称之为海盗商人(这里所说的海盗商人也包括陆地上的同类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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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商:这个名词是我发明的,指的是商业与军事力量的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商人组织。全球史大家麦?#22235;?#23572;(William H. McNeil)说:在1300-1600年间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化战争中出?#33267;?#19968;种军事商业复合体military-commercial complex)。因其在战争卓有成效,尔后传播到新的领域。这种复合体的主要特征,是商人与国家形成了彼此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国家为商人提供武力支持,商人则为国家攫取海外财富和殖民地。换言之,商人在国家的支持下,不仅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活动,而且用武力建立海外殖民地。在近代早期的东亚世界,情况颇为复?#21360;?#19968;方面,欧洲人将其军事商业复合体带到了东南亚许多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另一方面,东亚世界的一些海盗商人团伙通过武力,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对其占领下的地方实?#22411;?#27835;,并以?#23435;?#22522;地开展海外贸易。这种政权基本上处于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状态,与本国关系颇为复杂,有时对抗,有时合作,而不像欧洲的那种军事商业复合体?#38469;?#19982;本国政府密切合作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的。因此,在1517世纪中期的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有两种军事商业复合体,第一种是欧洲人建立的、得到本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第二种则是东亚世界本地人建立的、未得到本国政府支持的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本文中,?#37326;?#36825;两类军事商业复合体中的商人都称为军阀商人,简称军商。这里我要提?#35759;?#32773;:这里所说的军商并非军人经商或者经商之军人之意,而是军事商业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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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军商夺取或者控制了?#27573;?#22823;小不一的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但是与以往的征服者夺取新的土地建立的政权不同,这种军商政权主要目标是从事或者扩大国际贸易,掌握或者控制国际贸易的霸权。军商的这种特殊的性质,只有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才看得到。


三、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


在上节中,我们对近代早期国际贸易商人的情况作了归纳性的分析,在本节中,通过一些实例,来对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各类商人的情况,逐一进行简要?#33268;邸?/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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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类官商,即由一个国家政府(或者一个部族政权)派遣、代表该国(或者该部族)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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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商人的最典型的例子,见诸明朝与朝鲜的朝贡贸易中。在1517世纪前半期的东亚世界,只有中国?#32479;?#40092;两国是统一并且拥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的国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7492;?#26159;唯一两个具有初期民族国家特征的国家。因此之故,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最为正规化,朝贡贸易具有清楚的国际贸易的特征。从事这种贸易的是外交使团,由国家派遣、并且为国家进行贸易,因此是典型的官商。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这里,我主要谈谈不同政权之间的朝贡贸易中的官商问题。在这方面,明朝与东北女真人之间的朝贡贸易是很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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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女真是在明朝宗主权监护之下的半独立地方政权。明朝与女真之间的贸易也主要是朝贡贸易。在女真方面,只有具有特殊的身份的商人才能够从事这项贸易,主要由具有进京朝贡资格的女真各部首领组成。他们既是各部族的首领,又是明朝设置的地方官,而?#19968;贡?#39035;拥有明朝授予的敕书,才能获得从事朝贡制度与马市贸易的特权。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与政治权力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27492;担?#20182;们也是官商,即由部族政权派遣、并代表部族政权从事与明朝贸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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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类官商,?#27492;?#38750;一国政府(或者部族政权)派遣并代表该国(或者该政权)、但得到该国政府(或者该政权)授权和支持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这类商人在中亚(即西域)各国(或地方政权)与明朝的贸易中非常活?#23613;?/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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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与西域各国(或政权)的朝贡贸易具?#20852;?#20010;特点?#28023;?/span>1)使团人数众多,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2)进贡的方物数量大,少则几十、几百匹马驼,多则三千,甚至六千匹马;(3)明朝中央政府回赐的物品数额大,赏?#32479;?#38189;数由二万、三万至六万余,一?#26410;途?#22810;达一千余匹;(4)朝贡贸易?#20013;?#26102;间长,几乎与明朝相始终。这种朝贡贸易是典型的官方主导的经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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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事这种朝贡贸易的商人主要是一些与西域各国(或地方政权)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商人?#26131;濉?#20856;型的例子之一是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写亦虎仙?#26131;濉?#20889;亦虎仙是哈密回回首领,曾充当使?#36857;?#21608;旋于哈密与明朝、吐鲁番之间。弘治十年(1497),哈密地方统治者派遣写亦虎仙等人为使?#36857;?#21521;明朝进贡。写亦虎仙等至京后,礼部悯其流寓之穷,计其驼马方物价值,给赐段绢五千余匹。写亦虎仙熟知明廷给赐规则,对礼部薄减?#36335;识?#20570;法不满,在?#23436;?#24050;?#31232;?#20080;卖已完情况下,仍辗转延住,奏讨不?#36873;?#20316;为哈密的使?#36857;?#20182;不是以加强哈密与明朝的联系为目的,而?#20146;非?#36130;富为目的,充分?#20801;?#20986;写亦虎仙的商人本性。这是丝绸之路贸易?#26131;?#30340;重要特征。写亦虎仙?#26131;?#36890;过这种朝贡贸易,在甘州、肃州等地积累了大量财富。这种贸易?#26131;?#19982;明朝政府、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21360;?#20889;亦虎仙是哈密卫?#35782;?#30563;佥事赛亦撒隆之侄,也是哈密人火辛哈即的女婿,他的女儿嫁给?#36865;?#40065;番速檀(?#27492;?#20025;)阿黑麻的使臣火者马黑?#23613;?#20854;岳?#23500;?#36763;哈即也把另一女儿嫁给了阿黑麻的亲信牙木兰;牙?#32416;加?#20197;妹嫁火辛哈即侄亦思马因。这种亲戚复亲戚的关系形成了?#35848;?#38169;节的?#26131;?#32593;络。当时西域的国际贸易主要就是通过这种?#26131;?#32593;络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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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写亦虎仙既充当哈密统治者的使臣与明朝交涉,得到明朝的赏赐与官职,同时又充当明朝?#20181;?#23432;臣彭泽的使?#36857;?#34987;派往敌对的吐鲁番进行交涉。其经历表明:在明朝的朝贡贸易体制下,只有充当使臣才能?#27604;?#26356;多的经济利益。他虽是哈密回回首领,但只能在哈密地方统治者忠顺王和都督奄克?#31192;?#21517;义下作为进贡使臣出使明朝,或者充当明朝使臣出使吐鲁番,从而发财致富。因此这种商人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得到政府支持、具有官方身份的商人,亦即本文所说的第二种类型的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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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类私商,即主要采取?#25512;?#25163;段进行国际贸易的普通商人。在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普通商人,以福建海商为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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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恩师傅衣凌先生就对明代福建海商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在研究中指出:明代初期,福建海商受着贡舶贸易的支配,仅作被动的、消极的经济活动。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到了成化、弘治时期,他们已不和从前一样了,而是积极地直接参加海上贸易活动,以自由商人的姿态出现,并大大地扩大了其活动?#27573;А?#21040;了嘉靖时期,民间造巨船下海通番的情况已蔚然成风,导致沿海社会经?#36152;?#29616;很大变化,从而引起明朝政府严重关注,在《明?#24503;肌?#23601;有许多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记载。这种自由商人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往往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打击,因此是典型的普通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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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需要有较大的资本。傅衣凌先生已经指出:海船的建造和维修都需要大量资本,海上航行需要众多船员水?#37073;?#24517;须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并支付薪金,在各停泊港口需要支付各种?#24310;茫?#20877;加上海上贸易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为了对付风险,也需要大量资本作为事实上的保证金。傅先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具备这种财力者,不是地主便是官僚,因此这种私商基本上?#38469;?#22320;方上的豪门大姓。当然也有普通商人采取合作的方式造船?#32479;?#28023;贸易。典型的做法是集资造船,合伙经营。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明代小说中也有?#20174;常?#22914;《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27827;?#24039;?#36176;?#32418;,波斯胡指破鼍龙?#24688;?#25152;说: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这些私商出海后,大多是凭借自己的关系网进行贸易。不过,如同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由于在当时的海上贸易中?#24418;?#26377;国际安全机制,因此商船出海,往往要寻求拥有强大武力的海上武装集团的保护,成为这些武装集团控制的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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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69;?#31532;二类私商,?#20174;?#26377;相当强大的武力、亦商亦盗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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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纪中期东亚世界的国际贸易,由于?#24418;?#26377;国际法规?#38469;?#22240;此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彼此竞争的商人,或者为了自卫,或者为了打击竞争?#20801;郑?#24448;往借助武装集团的力量,因此与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之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海上国际贸易中尤为明显,使得海商海盗之间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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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的海盗,大家都会想到肆虐东亚海域的?#37327;堋?#20851;于?#37327;?#38382;题的研究,学界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此处不拟赘述。这里我要问的是: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中的?#37327;?/span>和海商之间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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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学界的较新的看法,?#37327;?/span>包括前期?#37327;?/span>后期?#37327;?/span>。前期?#37327;?#20027;要活动在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成员基本上是被称为西日本恶党的日本人;而后期?#37327;埽?#26085;本通常称为嘉靖大?#37327;?/span>)是嘉靖三十一年以后活动的海盗,其成员不仅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甚至中国人可能还占多数,所以《明史》卷三百三十二《日本国》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明朝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也说:?#28872;?#20043;?#26469;?#32773;,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36857;?#30342;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37327;?#30340;大头目往往是中国人,最有名的就是许栋(许二)、汪直(亦作王直)、李旦(李光头)等。如果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们不是单纯的海盗。其之所?#21592;?#31216;为海盗,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们的海上贸易难以进行,因此他们与明朝政府发生冲突。他们本来大多是从事海上国际贸易的商人,而非一开始就是海盗。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后来参?#26377;?#26635;的海上走私集团。浙江巡抚朱纨发兵攻剿许栋集团,许栋?#20540;?#36867;亡,汪直收其余众,进而发展成为海商武装集团的首领。其次,他们的贸易活动?#27573;?#24191;阔,?#20381;?#20102;东亚海域,是一种真正的国际贸易。例如许栋与弟许三先在马六甲建立起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汪直当初南下广东,造巨舰贩运硝黄、丝绵等抵日本、东南亚各地,他本人也历?#24418;?#27915;诸国,在阿瑜陀耶(华人称为大城府)、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由此结识了才到东南亚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他和三名葡萄牙人带领上百名番商从暹罗乘船北航双屿港,结果被暴风雨冲飘到日本种子?#28023;?#20174;而和日商建立起贸易关系。由此可见,许多?#37327;?/span>实际上是一些亦商亦盗、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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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海商和海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二者的角色是经常在相互转换着的,正如通晓?#37327;?#38382;题的万历时人谢杰所?#35029;?/span>寇与商同是人,?#22411;?#21017;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在近代早期国际贸易中,这种亦商亦盗的海商乃是正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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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类军商,即得到本国政府支持的军事商业复合体中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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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纪中期东亚世界的海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沌世界,在其中进行国际贸易非常艰?#36873;?#28982;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有?#36865;环?#29467;进的发展。为了保障国际贸易的进行,一些实力强大的组织企图建立一种国际贸易赖以进行的秩序,创造一个相对有序的国际环境。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只有用武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之故,?#32479;魷至?#19968;种军事商业复合体,亦即本文所说的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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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军商最典型者,是荷兰东印度公?#23613;?/span>1597年,荷兰第一支远征队成功从东南亚返回国内,荷兰掀起前往东南亚贸易的高潮,被称为航海狂时期。在此?#23576;?#19979;,荷兰东印度公司应运而生,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机构之一,即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35029;?/span>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17世纪时,可能是荷兰的商业扩张中最富有戏剧性和最为?#26352;?#30340;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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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文名为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即联合东印度公司,英文则通称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成立于1602320日,1799年解散,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与东亚世界的贸易。然而,这家公司绝非一个单纯的贸易机构,而是一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商业政治实体,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军事商业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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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得到荷兰政府的大力支持。荷?#23478;?#20250;授予该公司各种特权,给予它垄断从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之间陆地和海域的航海和贸易特权,并授予对所占领地区的统治权(立法、行政权)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缔约的权力。公司对外只要以荷兰摄政总督的旗帜代替公司的旗?#27169;?#20844;司的商船即可成为代表国家的战船;而外国商业竞争?#20801;?#33509;有激怒公司的行为,也可被该公司解释成对荷兰国家的冒犯。公司所属职员(包括贸易、军事,司法等人员)在就任之前,必须对荷?#23478;?#20250;与公司宣誓效忠,议会有权听取公司报告经营状况,干预公司高级职员的任免。不仅如此,公司的原始股东与政府官员通常属于同一集团,因此范岱克(Paul Arthur Van Dyke)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结合公司与国家共同利益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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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一个贸易公司,而且也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仿照东印度公司本部的制度,公司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东印度评议会,可自行决定贸易政策,并拥有在亚洲自行开战的权利。公?#23621;?#26377;强大的武力,其舰队在广阔的大洋上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中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19968;?#25919;权进行了多次战争。后世史学家评论东印度公司说:该公司的特点是左手?#31859;?#36134;册,右手?#31859;諾督?/span>,这就是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好写照。到了1669年,该公司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而且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强权,拥有150艘武装商船和40艘战船,1万名士兵。公司以巴达维亚为主要司令部,其次为锡兰、马六甲、爪哇、马来西亚群岛等地,在好望?#19988;?#31569;有驿站,为途经的船舶添加燃?#31232;?#34917;给并实施维护修船工作。凭借着强大的武力,早在17世纪初,公司便夺取了葡萄牙占领的香?#20808;旱海?#25705;鹿加群?#28023;?/span>1619年,公司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上空升起自己的旗?#27169;?#24314;立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垄断了东方香料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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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拥有强大的武力和在殖民地的政治统治权,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仍然是一家商业公司,公司的一?#35874;?#21160;,莫不以牟利为目的。公司经常发动战争,但是开战的理由无关民族、信仰、正义,只有利益而?#36873;?#22312;殖民地,公司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为了利益,以致英国驻爪哇岛总督莱佛尔斯(Stanford?Raffles)描述荷兰东印度公司说:它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待自己的?#27982;?#36824;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园主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园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钱,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钱?#27982;挥谢?#36807;,它只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29992;瘢?#20351;他?#21069;?#26368;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它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21069;?#25919;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己心肠结合在一起进?#22411;?#278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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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商业活动是购买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产品到欧洲销售。因此它在东亚世界的海域活动非常频繁,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人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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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类军商,即未得到本国政府支持的军事商业复合体中的商人。这类商人的典型是17世纪初期活跃于东亚世界海域的郑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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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依靠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来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集团。但是在1517世纪中期的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这类商人集团并不多。相反,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商人集团往往被视为海盗,受到国家的打击。然而,也有个别集团能够在与国家对抗的情况下积攒力量,建立海商/海盗政权,亦即具有政权性质的军事商业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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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朝末年,这种海商/海盗政权就已初露?#22235;摺?#20013;国南方沿海的广东和福建商人到了东南亚,在经商的同时,也进行海盗活动。到了明初,这种海盗活动已成了气候。其中最出名的是?#20262;?#20041;集团。陈氏是广东潮州人,洪武年间逃到南洋,入海为盗,盘踞马六?#36164;?#20960;年,在其鼎盛时期成员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27573;?#21253;括日本、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陈氏自立渤林邦(位于苏门答腊?#28023;?#22269;王,东南亚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后来陈氏集团与郑和舰队发生冲突,发生激战,?#20262;?#20041;等首领3人被生俘,该集团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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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沿海地区私人海外贸易日益活跃,中国的海盗/海商也成长起来了。为着经济利益,他们与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海盗/海商之间展开了竞争,角逐于东、西两洋。到了明末,中国的海盗/海商发展达到顶峰,建立自己的军事商业复合体,即郑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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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集?#20598;?#37073;芝龙、郑成功、郑经领导的商人集团,亦被称为一官党,纵横东亚海域数十年,成为17世纪世界上的超级海上强权。该集团创始人郑芝龙以海商起家,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凭借实力与谋略,在东亚各种势力中捭阖纵横,牟取利益。他羽翼未丰之时,和荷兰人合作,攻击西班牙人。尔后,又与荷兰人发生冲突。天启七年(1627年),他与在台湾的荷兰人发生战争,击败荷军,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中的最强大的竞争?#20801;郑?#24182;在马六甲?#21592;?#30340;海域占有优势。1633年荷兰政府决定对中国发起一场严酷的战争,需派去大批人力、海船和快艇,以获?#30431;?#26399;望的自由的中国贸易,同时保证公司在东印度的其他事务不受阻碍。为此,派遣荷兰在台湾的长官蒲陀曼(Hans Putmans)率领舰队前往福建沿海,联合刘香和李国助两个与郑芝龙对立的海盗集团,进攻郑芝龙的据点厦门,与郑氏武装在金门?#19979;?#28286;决战。结果荷方大败,史称?#19979;?#28286;大捷。大捷之后,荷兰人不得不每年向郑芝龙缴纳12万法郎的保护费,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才能安全通过中国水域。此后,荷兰不得不放弃在中国大陆口岸直接贸易的企图,只能按照郑氏安排,依赖中国海商提供中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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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了明朝的招抚,被授予海防?#20301;?#20043;职。郑芝龙虽名为明廷命官,实则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消灭海上异己力量的过程中,郑芝龙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独揽海洋巨利,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贸易权均控制在郑氏集团?#31181;校?/span>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居奇为大贾。……又以洋利交通朝贵,寝以大显。泉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镇,龙筑城,开府其间,海梢直通卧舶内,可泊船,竟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21335;?#26126;,戈?#20934;?#21033;。凡贼遁入海者,檄付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郑氏集团俨然已具有海上政权的雏型。明亡之后,郑成功继续经营这支海上武装。他全力支持反清复明事业,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统率17万水陆军大举北伐,?#25991;?#20877;?#28201;?#39046;大军北伐,会同张?#33073;?#37096;队攻?#33487;?#27743;、?#29616;蓿?#25509;连取得定海关战役、?#29616;?#25112;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但?#20146;?#32456;以大败收场。此后,郑成功把目标转向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亲率大军自金门?#19979;?#28286;出发,向台湾进军。赤嵌城被围困了七个多月,荷军?#37070;?/span>1600多人,最后荷兰大员长官揆一(Frederik Coyett)宣告?#30563;怠?#23572;后,郑成功、郑经父子在台湾建立了与清朝对抗的独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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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郑氏集团也是左手?#31859;?#36134;册,右手?#31859;諾督?/span>。郑氏集团虽然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建立了政权,但是主要仍然是从事国际贸易。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36857;?#23815;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四年(1641年)?#27169;?#37073;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30977;?#30452;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五?#31181;?#19968;以上,其运载的主要货物有生?#20426;?#32442;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贸易关系。他?#36865;?#26085;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35828;?#21525;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的船只也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28982;?#29289;,驶往柬?#33402;?#26297;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20598;?#36798;)、马六甲等地贸易,换回苏?#23613;?#32993;椒、象牙、犀角等。在1620年代至1640年代,郑芝龙从海外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1651年清军进下郑芝龙在厦门的基地,缴获90万?#20132;?#37329;,相当于1,000万两白银。这仅是郑氏集?#24222;?#20110;国际贸易的流动资本,而非其全部产业。郑成功建立政权后,虽然以反清复明为政治诉求,但仍然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工作。据估计,在1650-1662年间,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每年在白银392-456万两之间,平均420万两;海外贸易所获利润总额,则每年在234-269万两之间。据?#32418;?#24503;(Frederic Wakeman Jr.)估计,清朝政府在1651年的岁入仅为2,100万两银。而据格拉曼(Kristof Glamann)的研究,位于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13 -1654年的四十年中所积累的利润仅为1,530万盾(guilder),大约相当于440万两银。相比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郑氏集团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商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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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类商人,就是1517世纪中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商人,他们在这种贸易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他们的不同身份,他们在这个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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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种类型的官商,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趋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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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奉行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自始至终处于明朝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只有朝贡国(或者朝贡政权)的官商,才能进行这种贸易。朝贡贸易是明朝笼络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出自政?#25991;?#30340;。从事这种贸易的官商,由于是特定国家(或者政权)的代表,其活动完全取决于国家(或者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贸易活动。同时,由于朝贡贸易本身并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明朝在朝贡贸易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使得这种成为一个沉重的?#26222;旱#?#21516;时贡使团中的商人也经常进?#24418;?#27861;活动,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限制从事这种贸易的商人的人数。由于这种朝贡贸易不是正常的贸易,因此到隆庆初年基本瓦解。与朝贡贸易密切相关的官商也因此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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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种类型的私商,在1517世纪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不断发展。经过海盗商人的长期抗争,到了隆庆开禁之后,普通商人逐渐成为海上国际贸易的主流。傅衣凌先生认为,虽然其中颇有很多地方是封建的商业经营,但是这一种形式可说是福建海商的最正常的发展路线,脱离政府的束缚,而成为一种自由商人。这种私商,也可以说是近代商人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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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两种类型的军商,?#38469;?#22312;那个混沌世界中力求建立一种国际贸易秩序的商人集团。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有母国的大力支持,但是荷?#38469;?#19968;个小国,国力有限,其支持不足?#20801;?#20219;在东亚世界建立国际贸易秩序的重?#24013;?#37073;氏集团在盛时的实力差近这个目标,但是其背后不仅没有国家支持,相反还受到强大的清朝国家的致命打击,因此?#21442;?#27861;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一直要到19世纪中期,拜工业革命之?#20572;?#35199;方才开始以强大的武力实现这个任务。这是一充满血与火的过程。又过了一个世纪,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上述任务才基本完成,使得东亚世界的国际贸易成为?#25512;?#30340;和公平竞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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