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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宇晨 近世中国:五百年来皆“锁国”?

经略网刊 2019-01-07 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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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国:五百年来皆“锁国?#20445;?/span>

——走出外交叙事“开放/封闭”的二元陷阱


孙宇晨
经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闭关锁国”论承担了尼采所说的“批判”型历史的角色,其目的是为了遗忘过去“老大帝国”的光焰,?#21592;?#22312;革命年代“打倒军阀,除列强?#34180;?#32532;造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34180;?#32780;当新的条件具备时,以往被忽略的史实和视角则开始复苏,补充我们既有视野的不足,它未必是为虔敬过去的伟大而“怀古?#20445;?#20294;一定包含?#23435;?#40723;舞斗志而“纪念?#34180;?/span>

一切历史?#38469;?#24403;代史。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富含历史情结的民族来?#25285;?840年以降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所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尝令国?#30805;?#22806;事问题高度敏感。?#38381;?#31181;情绪与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历程体验相衔接时,“反思”过去何时“闭关锁国?#34180;?#20309;时“开放包容”往往成为思潮碰撞一个侧面。从二十年前“台海危机”余英时、姜义华两位教授就“飞弹下的选举?#38381;?#24320;对近代中国史认知问题的激烈交锋,到上个月资深外交人士同?#38381;?#20256;媒领袖就外交软/硬、开放/封闭等老问题进行“隔空喊话?#20445;?#20294;?#37319;?#21450;到中国身份认同与对外关系的话题往往能引发公众的?#20013;?#28909;炒。尤其是近数年来,种种论战已经将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时间坐标一再上推,从“五四”到晚清,又从晚清到晚明,甚至出现“挺明派”和“挺清派”因谁更可能切合“世界大势”而互成水火的局面。这些固然使如何认识明中叶以来的“近世中国对外关系?#20445;?500—1911)一再被高调纳入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注视野,但情绪紧张之下和者盖?#36873;ⅰ?#21482;见来龙不见去脉”亦是尴尬事实。


与上述国内思潮碰撞几乎同时的是,随着全球史、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后殖民批评等国际学术话语的兴起,冲出“现代性?#34987;?#35821;桎梏审视历史和当下日益成为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通过重新诠释解读,人们发现,在种种争议发轫之初——与欧洲国家崛起同步的明清季中国,有着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对外行为因果,?#26007;恰?#24320;放/封闭?#34987;?#35821;所能“一?#21592;?#20043;?#34180;?#37027;种坚持认为郑和下西洋后明廷恢复“海禁”导致中国走向封闭的观点,一则与具体史实有所出入,二则其思维内核的“欧洲中心论”失之偏颇,两者的结果则都导向了叙事的中国身份被“东方主义”地“他者化?#34180;?span style="color:red">诚然,历史书写总是对复杂史实的选择性呈现。当中国人需要忘掉帝国的辉煌、全力向他人学习时,确立“闭关锁国”论以冲决“网罗?#34180;?#29993;开包袱就是一种时代必然;当我们日益逼近世界舞台中心,需要以更大的自信和?#23588;?#21435;构建更高层次的论述时,更新过去的认知往往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是中国崛起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明朝“海禁?#38381;?#23601;意味着“闭关锁国?#20445;?#27431;洲国家和日本在同期乃至后来的工业化起步阶?#25105;?#23545;外?#25104;?#31435;诸多限制又当如何论断?“隆庆开海?#20445;?567)实行近乎绝对的?#30333;杂?#36152;易?#20445;?#38590;道就带来了明朝的“伟大复兴?#20445;?#24247;熙晚年中断“西学东渐”难道真的是闭目塞听、妄自尊大?一切抽象自历史的命题自当还原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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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


一、明朝政策并非“海禁”可?#21361;?#36807;度开放?#34987;?#33268;国运衰颓


“海禁”是14世纪明朝政府?#38498;?#20107;进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统称。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即下诏“濒海民不?#30431;?#20986;海?#34180;4宋?#28023;禁”之始,后又分别于洪武十四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陆续颁布细则条规,以“票引”制度?#32454;?#35268;范中外海上交通活动,标志着海禁政策完全成型。明季中国敏感于海洋,本有多重安全考虑,其中既有现实面临的困难,又有前代遗留的问题,具体缘由可分为如下数端:其一,明朝初建四方不?#31119;?#26356;有抗元起义军张士诚、方国珍残部盘踞沿海岛屿,朱元璋诏令严禁者多在于地方豪强及军民?#35828;?#25797;造大船、潜通海贼、同谋集聚、劫掠良民,更禁硝石硫磺军器?#20154;?#36137;于外夷贼寇,可见海禁初?#21592;?#26159;国防安全政策,而非外交政策;其二,元世祖忽必?#20197;?#19977;次远征日本而不得,彼此结怨甚深,后朱元璋数次遣使入日,促其入贡,均被强硬拒绝,且斩杀使者数名。张、方降灭后“诸贼豪强悉航海,?#35828;?#20525;入寇?#20445;?#26417;元璋疑惧之下更将洪武十四年胡惟庸案以“私通倭寇”罪名论处,称“国初禁海之例,始因?#28872;?#36829;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35270;?#38381;绝之,非以通商之不便”(注?#20309;?#26199;《胡惟庸党案考》认为林贤下海招倭一事不确,然明太祖虽出于前朝教?#21040;?#26085;本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20445;?#24680;意则表露无遗),其主要防范对象在于东南沿海生乱之倭寇;其三,明祚既立周边来朝,朝?#22791;?#22269;多贪利图诈,?#21448;?#20013;国本缺乏贵重金属,历代王朝均严禁货币下海,为限制铜钱白银外流,须“严交通外番之禁?#20445;?/span>故曰海禁亦是维护财政金融安全的经济政策。


朱元璋本贫农出身,整肃吏治打击豪强重本抑末等乃是其小农社会之理想蓝图,禁海令为国家规制民间海外贸易而设,并非“闭关锁国?#34180;?#20026;发展和平邦交,其多次宣谕对所有入贡国家“一视同仁?#20445;降?#23545;待。其后明成祖雄才大略更欲有所作为,郑和下西洋在扩大官方对外贸易的同时,更实现了朝贡体系的巩固与拓展。朝贡与海禁匹配并行是明朝的官方政策,将海外贸易?#26082;?#26397;贡体制,进而维护朱明王朝的大一统合法?#21592;?#26159;其海洋政策的中心。认为两者互斥,朝贡少则海禁兴并不符?#19979;?#36753;与史实。朝?#36924;?#21017;严海禁,朝贡少则弛海禁,当远洋探索因国力不足而必须做出调整时,规范朝贡和重开海禁则势所必至。


论史者周知,永乐一朝因“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且欲耀威异域,示中国富强”以达到“宣扬中国文教,俾天?#30001;?#28789;旁达于天外”的目的(文出《明史·宦官一·郑和列传》)遂有郑和七下西洋之举。然这一系列壮举在时人眼里则不啻为全由国家财政承担之政治工程:每次出洋大小船只即200余艘,各种随行人员两万余人,常规费用加上对下洋人员的赏赐,便是巨大的财政负担,仅造船就须动用全国十三省之力。工?#25239;?#21592;刘大夏即提出:“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25105;媯?#27492;特一弊政,大臣当切谏者也。?#22868;又?#22806;邦?#36924;?#19982;中国赏赐“厚往薄来”的非对称性“随?#34987;ナ小?#32467;构反而“实罢(疲)中国?#34180;?#20294;凡藩属入贡,明廷都要承担旅费并予大?#21487;?#36176;,耗资甚巨,而朝贡使团破坏地方?#20255;?#30340;事例也时有发生——年长日久,反对声浪不免泛起。大规模航海终止后,海禁政策曾有所凸显。尤其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了日本两拨地方大名假借幕府名义入贡、互相指责对方假冒并发生殴斗、洗劫宁波城的“争贡之役?#20445;?#26126;朝更趋?#25112;?#26397;?#38381;?#31574;并重严海禁,其结果却是倭寇侵扰与走私贸易日益猖?#34180;?/span>但更有甚者的是,为了获得明朝巨大购买力的辐射,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日本德川幕府即便在1609年?#32456;?#20102;琉球,也并未吞并之,而是通过挟制琉球实现对明朝的间接贸易。由此可知,一方面,朝廷强行海禁只能激发商业走私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则足见当时中国之经济实力之一斑与沿海贸易之发达。


实际上,外?#28526;?#20026;沿海居民养命之源,所谓?#30334;?#23495;”大多为沿海居民,海禁愈严则倭?#21152;?#28872;,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为越来越多的明朝官员所认知。徐光启就指出:“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而又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也。”福建巡抚许孚远则认为:“禁商犹易,禁寇?#30340;选?#24320;禁)则诸国之情尝联属于我,而日?#23616;?#21183;自孤,日本动?#27531;?#23454;亦因吾民往来诸国,侦得其情。可?#36739;?#20107;之备。”故而,明朝终于在隆庆元年(1567)宣布开禁,私人海外贸易遂获得合法地位,从万历中后期开始,地方海商集团开始壮大。崇祯年间,泉州的郑芝龙家族掌握?#30805;?#21335;沿海的海上贸易大权,并在归化明朝后逐渐消灭其他地方海商集团,成为东亚海上贸易的霸主,并于?#25215;?#39046;域开始取代明朝官府的海防角色。郑氏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发展出了类似“军事-工业复合体?#20445;∕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海商组织,在与荷兰等西洋殖民者的贸易战中取得了主动和优势。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被认为是郑氏于中华的万世功?#25285;?#20294;如果真正洞悉欧洲国家崛起秘密者,当更应对郑氏集团的组织结构未能成为清季中国面向海洋之助力而惋惜,这与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两个性?#30465;?#24403;代国?#30805;?#35748;为以郑和下西洋之钧力,只要有所?#26377;?#21017;极有可能不会给欧洲以崛起的机会,但这仅仅是表象。单以郑和舰?#21448;际?#21644;规模远超哥?#25758;?#26469;预判中国可能因大航海、大探索而称霸世界,显然是一种失真了的简单类比。



郑和下西洋


如前所述,郑和远洋是官方财力支撑下的政治与文化行为,辅之以贸易交换,并无军事征服之意图,即所谓“怀柔远人,不在乎利?#34180;?#32780;同期,由于欧洲民族国家之?#33267;?#23835;起乃是力量均势与债务连带契约关系之结果,哥?#25758;?#33322;海探索航路只是各国新兴资产阶级开展海外贸易与殖民征服的先导,获取利润和物产才是欧洲海上力量称霸的首要动因。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24230;?#29699;通史》中指出:“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的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40723;?#21033;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这种被称之为“军事-工业复合体”(MIC)的组织方式萌芽于11世纪的欧洲,长期政治?#33267;?#36843;使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组织起有效的武装护送,逐渐成为骑士之外的第二支独立武装,其运作特征在于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和支撑,从而形成一种内循环不断增强并向市民社会与国?#19968;?#22120;扩张的组织,也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起源。威尼斯、米兰、荷兰、英国等资?#23616;?#20041;的起源地都很早发育出强大的MIC,而它们也?#38469;?#28023;洋国家。重商主义的拓殖使之都有过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期和明显的关卡限制,英荷两国就曾因《航海条例》而大打出手。但吊诡的是,在“启蒙”视野里,?#30333;杂?#36152;易”?#36335;?#25104;了亚当·斯密时代起资?#23616;?#20041;和西方文明一贯“伟光正”的代名?#30465;?/span>


?#21592;?#36739;眼光审视,中世纪晚期欧洲资产阶级与王权结盟造就了“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更严谨译法为“国民国家?#20445;?#20307;制,使之能将不断发展的工?#23548;际跬度氳皆?#27915;征服之中;而当中国因造舰?#38745;目?#31469;和长途运输成本高企而停止船队建造时,缺乏获利欲望的驱动使之难以将冶铁等有潜力成为工业革命突破口的领域用于海洋拓展,北元?#25991;?#36793;患则在内陆边疆?#29616;睪纳?#30528;国家的战略精力。就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论,郑和航海事业在单一的朝廷支持下创造了农业时代的巅峰,朝贡贸易体系凭借明季中国的强大购买力实现了“以德治海”的?#36797;凭?#30028;,而当晚明武装海商集团因朝廷“海禁”之消极无为形成管理真空而自发兴起时,欧洲殖民者则以政府为后盾纷纷借“东印度公司”的名义推进着对世界主要航路的垄断和财富的掠夺,使血与火、贪婪与奴役伴随着西方的“先进”将殖民征服和金融商贸打在了全球史的烙印上。环顾明清中国,也只有郑芝龙-郑成功集团或在组织?#38382;?#19978;有潜力与之一较长短,成为中国参与资?#23616;?#20041;全球化残酷厮杀的生力军,但其本身又被明末动乱、清廷一统所稀释和归化……更令时?#23435;?#27861;预测的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就是所谓“时代大势”的走向。因为仅从经贸角度来看,明清中国无意间成为全球贸易网的重要一环使之在“漫长的十六世纪?#20445;?#24067;罗代尔)一直承当世界经济中心的角色,却对其危险意涵?#35270;?#35748;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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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海后,由于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广为海外所需,购买力极盛,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货?#21494;?#32570;问题,从福建经由马尼拉到墨西哥的太平洋三角贸易得以形成。?#21448;?#38534;庆元年起?#20262;?#39041;令“银钱兼使?#20445;?#30830;立白银为合法货币,而张居正亦被重新启用,“一条鞭法”得以大力推行,租、役、贡等均折为白银统一征收,这都导致以白银为中心的开放经济开始成为明朝财政赖以生存的根本。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中即指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37027;?#22495;在亚洲,而白银旋流的中心则在中国。这也使明朝拥有雄厚资本和战略优势与封闭的中亚-蒙古民族订立和议,实现“?#28818;?#23553;贡?#20445;?#21363;通过白银使北元蒙古的?#25991;?#25112;争体制完全消解于明朝的市场经济机制之中,从而以贸易互市结束了长期的北方边患。但毫无疑问,这种银本位的财税货币体制极大地依赖“南美-东南亚-日本”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一旦该贸易体系出现动荡或危机,明朝的社会经?#23186;?#21463;到沉重打击。据魏斐德的《洪?#25285;?#28165;朝开国史》记载:1620年到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的贸易危机导致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大大减少;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也就是?#25285;?span style="color:red">在明朝最需要稳定经济?#38382;?#21644;财政收入以应对农民起义和满洲入关的时候,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造成的欧亚海上贸?#36164;?#38459;无疑给明中央政府以致命打击,而这恰恰是明朝在自身“国家能力”虚弱的情况下却“过度开放”将货币体系和经济组织完全委之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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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关限口”另有隐情,“文明冲突”已现清季


明朝既复?#23588;?#27492;,清朝更非简单可论。与明初战略考虑类似的是,为对付前朝残余抗清力量和统一台湾,清廷一度实施“迁界禁海?#34180;?684年解除海禁后,清廷在厦门、广州、宁波和上海设立四处口岸,供对外通商。康熙一朝更削减?#30446;?#20851;税,鼓励民间外贸,并?#20197;?#20063;没有禁止中国商?#35828;?#26085;本贸易。到了18世纪,面对人口大增的局面,清廷又以免税、赏赐科举头衔官职等办法,鼓励中外商人从暹罗和菲?#26432;?#36827;口?#20037;祝?#20197;补国内用度不足。可以?#25285;?#28165;廷制定海外贸易政策之细致合理处反而?#26049;?#20110;明代。即便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限口”固然存在,“闭关?#27604;?#22840;大其词,否则又怎能出现因中英贸易中国“出超”而引发英国资产阶级强烈不满、从而以坚船利炮来华“修约”的现象呢?在“历史常识”看来,清廷较明更为封闭,一来是其极其重视内陆边疆向“内亚”拓展而严防海洋,二来是“文字狱”?#20154;?#24819;禁锢远甚前代、销毁各类典籍更多,三来是中断了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34180;?#30001;于“闭关锁国”论主要是针对中西关系,故需将“西学东渐”一节详加考察。


康熙在晚年颁布南洋禁海令时曾有如下一段警世通言,令无数论者叹息:“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36136;?#20854;累。此朕逆?#29616;?#35328;。朕临御多年,每?#38498;喝宋?#38590;?#21361;?#20197;其不能一心之故,国?#39029;?#24179;日久,务须安不忘危。”满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害怕因中外交往增多致使汉族反抗力量同西洋一起构成其?#25345;?#23041;胁,所以康熙留下了如是告诫,但这与其曾热衷西方科技、重用传教士,甚至赋予张诚、白晋以参与谈判《尼布楚条约》重任的开放精神无疑大相径庭。为何在紫禁城曾被奉为座上客的西方传教士及其科技、文化到了康熙晚年就被下了“逐客令?#20445;?span style="color:red">这恐怕也绝非“封闭专制”说所能解释的通,而相关隐情也是康熙与?#35828;?#22823;帝对待西欧文化表面态度相似、?#23616;示?#31070;不同的关键。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起,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就天主教在华传教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此前,以明末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时采用了?#23601;?#21270;的方式,对教义教规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符合儒家文明价?#20498;?#30340;解释和变通,非但以儒道文化中的“天?#34180;吧系邸?#37322;“天主?#20445;?#26356;容忍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后来康熙称之为“利玛窦规矩”,得到了?#25345;?#32773;和士大夫?#25758;?#30340;一定认可。然而在利玛?#38469;?#19990;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天主教?#31181;В?#23545;此传教方针日益不满,并与耶稣会士产生争论,二者的内部矛盾几经反复最终上达罗马教廷。1704年,罗马教?#22763;?#26469;孟十一世作出了禁止中国教?#38454;?#23380;祭祖的决定,并遣使者专门来华告谕此事。次年罗马教廷使节入京,要求康熙皇帝下令天主教?#38454;?#23432;教?#24335;?#32422;。康熙拒绝之,并于1706年发出上谕,凡传教士?#22797;?#28165;政府规定、安分传教者可领取传教印票,不从者一律遣返回国。僵持多年后,教?#35270;?715年重新颁布“禁约?#20445;?#24182;于1720年再次遣使要求康熙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康熙严厉回绝,自此清廷开?#38469;?#34892;禁教政策。



利玛窦


1719年11月18日(阴历),康熙召见在京西洋人苏霖、白晋等于乾清宫西暖阁,曰:“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25913;?#20859;育,譬如?#22766;?#29289;类,其母若陨……即尔等修道之人,?#28909;舾改?#26377;变,亦自哀怮。如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21360;?#21448;何足与较量中国之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20960;缸又?#22823;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此至圣?#20161;?#20043;所应尊敬也。多罗、颜当等知识偏?#24120;?#20309;足言天,何足言圣……中国行教俱遵利玛窦规矩,不可各出己见……为此特谕。”以往论者惯于以康熙满族身份的敏感心态来解释其一系列行为,但多忽略了在“西学东渐”和“礼仪之争”的问题上,汉族官员和士大夫表现出了?#29616;?#28385;人更为强烈的拒斥心理。玄烨幼年时期,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和,相互参劾,“众论纷纷,人心不服?#20445;?#31455;致杨光先与汤若望于午门外当面?#29279;?#26085;影,结果是西洋天文学与实际完全吻合。康熙深受刺激,曾曰:“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20445;?#25442;言之康熙对科技之兴趣,大部分目的仍在于树立自身政治权威,并增强?#25345;西?#21147;、赢得更多认同——这却导致耶稣会士在回忆?#21335;?#20013;过分美化康熙,从而在启蒙?#30805;?#21021;期为欧洲绝对主义君主提供了来?#36828;?#26041;的“绝佳样板?#34180;?#35805;说回来,清代?#39318;?#30340;汉学造诣和综合素质胜于历朝是史家共识,以自身高度汉化收天下士?#21448;?#24515;是康熙治国垂范的重大原则,对儒家治国信条的奉行?#29616;?#21069;代只能更为突出,不可能自发地把西洋科技骤然普及于朝野民间,他们对西方宗教的态度无疑坚持了“西学中源”论和西方学问不如中国的?#23616;?#31435;场。“礼仪之争”表面上是?#23601;?#39118;俗与宗教仪轨不合的问题,其实已经上升为尖锐的政教矛盾,即世俗治理内在需求与教会传教客观后果的矛盾问题,而这种“文明的冲突”放在古往今来任何时期都很难得到两全其美的解决。尤其满清以史无前例的大帝国身份?#27785;?#20013;华,其对蒙古、新疆、西藏广大地域的?#25345;?#24456;大程度上还依靠君主的黄教信仰身份,满清皇帝以政统教的崇高权威即便是在中国朝代里也相当罕见,面对罗马教廷“政教合一”甚?#28872;?#20026;控制的传教体系,康熙不可能不严加防范。这已经涉及到政体的比较与治理问题,而不单纯是对外政策与外交问题。作为反例,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天津教案?#20445;?870)或能让我们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38498;螅?#20256;教士在中国各地取得了合法传教和置地建堂的权利。除传教外,教士还开办学校,创办报纸,建立?#30342;?#21644;育婴堂,并从事慈善事业。基督教深入内地改变了中国信众对宗法势力和政治权威的信仰,从而直接改变了中国乡绅和官员对信众的传统管辖关系。从价?#20498;?#32780;言,它击中了中国没有一元神宗教这一文化要害,民众与教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发生。每次教案发生后,外国领事立即向清廷施压,甚至调派军舰以武力相威胁,而清廷则一?#26410;?#23624;服,以赔款和惩处反洋教人士来结案。教士教民有恃无?#31181;?#19979;,常有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之举。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育婴?#30431;?#25910;养的婴孩因天气炎热、病疫流行而大批死亡,同时又不断有?#24616;?#24188;童的事件发生,而拐犯供?#35782;?#29301;涉教堂(如?#36865;?#27494;兰珍谣传作案使用的?#24616;?#33647;为法国天主教仁?#24525;?#20379;给)。武兰珍案件发生后,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28023;?#20065;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21日,民众到望海楼天主教?#20204;笆就?#27861;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措施不力,丰大业持枪到其衙门质问,出衙后又对闻讯赶来的天津知县刘杰开枪行凶,打伤其随从高升,丰大业秘书西蒙亦开枪威胁群众。围观群众群起攻之,哄打丰大?#25285;?#33268;使其当场死亡,随后焚烧了法国教堂、育婴堂和领事馆,以及英美教堂数所。在这起事件中,打?#26469;?#25945;士和商人共20人。此案发生后法英?#34013;?#26222;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提出抗议,并派舰只?#25945;?#27941;和烟台?#23601;?#35201;求惩办有关官员和民众。23日,直隶总?#30342;?#22269;藩?#25945;?#27941;查办?#20882;福?#26366;又奏请李鸿章协同办理,终致赔款白银46万两,并由清廷派遣高级官员携带国书到法国谢罪(由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37322;?#20986;使?#23648;瑁?#25171;破了清廷不派重?#38469;?#22242;出洋的先例)。因该教?#31119;?#31491;信儒家信条、?#38750;?#20154;格完美的曾国藩面临着极大的道义压力,时刻“外惭清议,内疚神明?#20445;?#20004;年后郁郁而终。



天津教案发生地


此案真相大白后,后世“开放论?#38381;?#25110;谓谣言无处不有,但最为开放的上海为何没有发生一起教?#31119;?#20063;?#30343;?#21040;相关冲突波及?笔者认为此论?#37327;?#36807;甚。第一,近代最为开放之地,往往按中外既定条约以西法治之,租界、商?#32597;?#24067;,洋人获利最高、势力最广,以中国之大、人口之稠,岂能处处是上海?#24247;?#20108;,天主教传教内地,当知小农平民者众,既是民潮涌动、群情生疑,却对洗礼、育婴等行为缘由倨傲自珍少有解释,且信徒投?#31354;?#19981;分何类往往收留庇护,?#28909;?#32993;作非为,势必乱上加乱。第三,天津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已在内地此起彼伏,如1861年山西传教士不许中国教徒出资乡?#35010;?#25103;酬神活动,引起绅民不满。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26696;?#25945;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39029;?#19981;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上述正如费正清在?#30563;?#26725;中国晚清史》中所言:“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24535;?#21644;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25105;?#20010;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不达目的不?#20064;招蕁!?/span>这其实深度涉及到了两种文明和社会体系的碰撞,已?#24576;?#20986;官方“开放/封闭”对外态度所能决定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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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话语困境凸显“二元陷阱?#20445;?#33853;后挨打”亦须理性看待


纵观1500年以降之世界史,?#25569;?#36234;来?#36739;?#33268;丰富的中外关系材料,当知用笼统的“开放/封闭”来解释具体某国之对外行为,不仅容易混淆是非/?#27809;担?#20854;边际效应亦?#25112;?#34928;减。就中国而言,除了本文前述种种之外,多数历史和理论叙述更过滤了雍正派遣使团以?#38477;?#20043;礼访问沙俄解决边疆问题、朝鲜开始以“小中华”自居对清离心离德阳奉阴违、日本一直游离于朝贡体系之外并试图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等重大东亚国际关系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以1840年鸦片战争断代中国史为大谬,后者作为农业帝国完全卷入工业时代民族国家竞争的标志性事件仍具有重大意义,而将“闭关锁国”论反向作用于20世纪以来的社会动员实践,则体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能动性。任何概念都有其解释边界,“近世”和“近代”并非互斥,而是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单一的“开放/封闭”二元话语反倒造成了前文所述的种种片面认知,实有必要系统廓清一番:


就外贸管制的具体内容而论,一则开放到什么程度本就根据本国利益需求而定,明清中国“限关”而未“闭关”放在当时环?#28526;?#23646;理性决策;二则西方国?#20197;?#23835;起过程中也未曾落实真正的?#26434;?#36152;易,布设贸易关卡乃至?#34013;?#27542;民地更是?#39029;?#20415;饭,日前欧盟议会还以压倒多数十余年如一日地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MES);三则明中晚期的过度开放使国家经济大权委之于地方商人和海外洋人,反而凸显了“洪武政制?#20445;?#22880;定自朱元璋时期以土地财政为基础、重本抑末为导向的政治体制)在国家治理能力层面的?#29616;?#19981;足,未能实现财税金融“数目?#27490;?#29702;?#20445;?#28145;陷经济危机边缘尚不自知。论者多谓当今美元霸权下中国“世界工厂”定位尴?#21361;?#39034;差巨额外储剧增,殊不知历史不乏先例。16—18世纪,欧洲殖民者为了缓解掠夺大量美洲白银造成的通货膨?#20572;?#24448;往转身“斗转?#19988;啤?#23558;白银输入“东方国家?#20445;?span style="color:blue">中国以货易银名富实穷,欧洲以银易货富甲天下。而当19世纪中后期主要工业国家采?#23186;?#26412;位制之后,中国用大量物质财富换取的白银收入日益缩水,更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即便如此,稍不如意修约开港,鸦片毒品滚滚而至,大棒临头只在顷刻。


就“开放/封闭”的逻辑张力而论,中国历史自有其变迁脉络和兴衰规律,决策者必须优先根据自身社会各项要素的运行制定政策,因欧美在近代执世界之牛耳而以?#31995;?#35270;角批评与之近乎完全异质的中国社会未能如何如何,本属强人所?#36873;?/span>如果19世纪欧美对中国侵略不可避免,那么中国无论是封闭还是开放,都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命运,甚至还可以说因为清廷并未“大度开放”反而避免了印度那种完全殖民化的地位。作为以广大小农为根基的乡?#36797;?#20250;,即便明清皇帝再?#30333;?#21046;?#34180;?#33521;明?#34987;頡?#27665;主?#20445;?#20063;很难组织起近代的“民族国家”体制对抗跨入工业化门槛并迅速发展的欧洲殖民者,实现双重革命的任务只能交给诞生于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政党。平心而论,开放既意味着学习进步与自我更化,也容易导致类似“亚洲鲤鱼”侵袭的生物学后果。?#36797;?#23545;欧洲人来?#25285;?#25226;中国纳入国际法体系就颇费一番?#26000;?/span>


在1858年谈判《天津条约》期间,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得知有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欲将《万国公法?#26041;?#32461;给清政府时,就扬言:“这个?#19968;?#26159;谁?竟然想让中国?#30805;?#25105;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30130;可?#20102;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在中国人看来,学习要交学费是一回事,但先生要打学生则是另外一回事。救亡与启蒙的平衡点在于“独立自主?#20445;?#19968;味纠结于“开放/封闭”不仅不利于大国国民心态的构建,更容易把手?#20301;?#21516;于目的,且必然会导致“落后挨打?#32972;中?#25104;为思考一切涉外问题的总情绪。它往往招来“强权即有理”和“弱国无外交”两大命题,进而导致三种可能后果:其一,“多?#30740;?#37030;,殷忧启圣?#20445;?#36890;过自尊自立、挽弱为强赢得“国际社会?#36924;降?#24453;我;其二,“民族沙文主义?#20445;?#24555;意恩仇反击报复,余皆劣等唯我独尊;其三,前述两个命题畸形合流,构成?#28595;?#21521;种族主义”心态变化。如果说基于?#30422;?#24180;伦理政治的?#33258;蹋?#31532;一种可能本属正常,第二种可能充其量是“出口鸟气”的街巷之议,第三种可能则凸显困境引人深思。


就外交主体行为而论,弱者心态一旦演变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20445;?#21448;称“人?#26159;?#32467;?#20445;?#26159;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成为不思与列强周旋、放弃努力的理由,不仅忽视了国人近代以来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更因预设“先进/落后?#34180;?#25991;明/野蛮?#34180;?#29616;代/传统?#34180;?#27665;主/专制”的两分法而漠视欧美强权之外各国历史变迁的主体?#38498;?#22810;元性,漠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根本特质,漠视本国的存在价值和正当利益,这恰恰是“开放/封闭”二元陷阱最核心的问题。国际关系学人周知,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提出“现实主义六原则”的同时也列出了理性中道的“外交政策九原则?#20445;?#20854;中第二点就是:“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而非世界性政治宗教)并以足够的实力来支持。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国家利益,只能根据国?#37326;?#20840;来界定;而国?#37326;?#20840;则必须界定为国家领土和国家制度的完整。”睽诸史书,“落后挨打?#27604;?#22312;外交领域“扶弱抑强?#38381;?#27604;比皆是:1814年,塔列?#35270;?#27861;国战败之下尚能在维也纳和会“长袖善舞”力争疆土不失;1880年,曾纪泽面临晚清危局尚能在?#35828;?#22561;谈判虎口夺?#21576;?#22797;伊犁;1919年,?#23435;?#38055;背后民国孱弱尚能在维也纳和会义正辞严?#27425;?#23665;东主权。外交当以国家利益为首,利益当以国?#37326;?#20840;为先,岂能以开放与否、态度软硬轻易蔽之?郑和下西洋和康熙重用传教士并非开放导致富强的根据,而是富强从而着眼外部的自信。缺乏原则和管理的开放也未必能导致真正富强,明末白银危机犹在眼前,“后发国家”?#20197;?#27542;民的现象斑斑带泪,当下欧?#30805;?#38590;民确实开放,但祸起萧墙恐怕只在?#35748;?#20043;间(参见笔者2015年9月1日经略专论《输出民主,迎来难民》)衮衮诸公尝言毛泽东时代封闭,然中美关系稍待改善便有“四三方案”大规模进口计划出台;“三个世界”宏论一出,“大三角?#22791;?#19968;变两极格局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倘一提该时外交便只有“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极端教训而对136次艰辛反复的“中?#26469;?#20351;级”会谈视而不见,徒呼?#39759;我?#21705;!


不能否认,频繁二元对立地将中国外交话语“意识形态化?#20445;?#24050;然深刻地制约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所应有的瞻高瞩远和敏捷?#23186; ?#26080;论我们如何用寥寥数语概括当下的“时代主题?#20445;?#20854;论述架构都下意识地将中国与世界区隔开来并赋予中国以先天的被动色彩,都不免带有“受害者情结”的耿耿于怀,从而漠视了“中国本是一个小世界”以及“大象闯入瓷器店”的双重后果:前者导致我们经常忽略,?#28895;?#33258;大一统帝制国家的现代中国并没有成为均质化的民族国家,保持?#36138;?#21333;调的论述往往会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捉襟见肘,“理未屈而辞已穷?#20445;?#21518;者导致我们对建构具有说服力和前瞻性的道义政治重视不够,实力增强之下单一的经济合作、资本输出反而凸显了话语权单薄的尴尬。在国家由弱?#35282;?#30340;复?#33487;?#36884;中,如果频繁出现漫言全球、空谈时代的局面,就不单是国家发展的问题,亦是叙事体系出现“虚无主义”的征兆。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把历史书写分为纪念、怀古和批判三种目的,而“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34180;!?#20026;了生活,人们必须要有力量打破过去,同时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20445;?#22240;而“闭关锁国”论承担了“批判”型历史的角色,其目的是为了遗忘过去“老大帝国”的光焰,?#21592;?#22312;革命年代“打倒列强,除军阀?#34180;?#32532;造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34180;?#32780;当新的条件具备时,以往被忽略的史实和视角则开始复苏,补充我们既有视野的不足,它未必是为虔敬过去的伟大而“怀古?#20445;?#20294;一定包含?#23435;?#40723;舞斗志而“纪念?#34180;?/span>


欲立其国,必先立其史。既然“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叙事结构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史自在、自为的特质,以至不少学者的研究话语不得不寻之于西洋古典和海外汉学,并开始深度探究传统、革命与改革的内在一贯性,足见构建中国主体性之任重道远。与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相对,无论是其学生柯文的“中国中心观?#20445;?#36824;是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20445;?#26080;论是弗兰克、沃勒?#22266;?#30340;“世界体系”论,还是是彭慕兰的“大?#33267;鰲保?#37117;向我们揭示了:16世纪以?#25285;?#20013;国的发展轨迹并未停?#20572;?#32780;是以其独特的发?#40723;?#24335;和社会制度深度参与了世界秩序的建构,近世中国及以其为中心建构的区域体系是一个充满政治矛盾和文明意义之“涌动的天下?#34180;?/span>




今日之中国,正如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已经不可逆转地深度融入世界。当昨日的“欧美列强”在今天因“经济摩擦”和“文明冲突”而各自展现出其强大的“保守主义”倾向时,中国却以?#30333;杂?#36152;易”为号召,呼吁实现“一带一路”的共同?#27604;伲?#36825;难道不足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中国和世界的变迁脉络吗?中华不?#26376;遥?#26080;人可?#19968;?#20081;由心生,“颠覆性错误”来源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大政方针对国情和世情缺乏纵深把握,更源于社会公众的偏颇认知与思维定式的“层累叠加?#34180;?#20294;愿“近世”二字能启迪读者真正理性地看待中外、历史与时代,走出只存在区区四十五年却试图以“历史终结”影响千秋万载的“冷战二元观?#20445;?#36208;出晚清以来以他者为中心怀疑自身、时刻?#25105;?#30340;尴尬定位,能够自信向?#31995;?#20276;随着国家的崛起和进步开创一个具有主体性、富含辩证法的?#26114;?#26085;初升”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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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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