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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日根|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民間歷史文獻資訊網 2018-12-28 20:27:43

由“体认?#34180;ⅰ?#33258;觉”而“升华?#20445;?/strong>

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厦门大学历史系 ?王日根


【内容提要】

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发表论文起,一生中走过了55载的治史旅程,其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早期因为接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尚显出些许?#33258;櫻?#20294;时代大潮之激荡与具有进步倾向的师友之影响驱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20445;?#22312;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34180;?#23454;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后,傅先生在将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对唯物史观的践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所形成的“乡族论?#34180;?#24377;性论?#34180;?#22810;元结构论”等均具有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关键词】

傅衣凌 ? ?唯物史观 ? ?社会形态 ? ??#26102;?#20027;义萌芽 ? ?区域研究


傅衣凌(1911—1988),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福建福州人,在其55年的治史生涯中,日渐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多学科方法,立足基层,关注民间文献,准确把握住了中国传统社会新生因素的进步?#26434;?#23616;限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26434;?#32531;和性、社会治理中的官方?#26434;?#27665;间性以及社会发展的早熟?#26434;?#19981;成熟性等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重要奠基人。

傅衣凌先生


1

傅衣凌出生于1911年,那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袁世凯帝制自为、护法运动、军阀战争等不断发生,社会动荡局面?#26377;?#36827;入大学时,白色恐怖正炽,他亲眼目睹最喜爱的老师肖炳实(项萍)总是处于军警的盯梢和围堵状态,特别感到揪心。肖炳实是江西萍乡人,1924年毕业于之江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革命低潮到来之际,他南下厦门大学,公开身份是大学教员,秘密身份是中共福建省委委员,时任省委军委秘书的陶铸是他的直接联系人。1931年,中共福建省委被破坏,肖炳实遭通缉,从此离开了厦大。其后他到苏联接受过训练,回国后基本在情报部门工作,晚年于中华书局任上逝世。大学阶段肖炳实老师在其“中国文化史”课程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逐渐沁入傅衣凌的心灵,肖老师的遭遇也让青年傅衣凌对共产主义事业增添了一份崇敬和体认。离开厦大的肖炳实老师还时常邮寄北平新出版的书刊,让傅衣凌受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熏染。

肖炳实先生


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界兴起了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20613;?#19979;的一支历史学研究者队伍逐渐成长,傅衣凌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他回忆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扩大了他的读书视野,他逐渐接触到乌里亚诺夫《俄国?#26102;?#20027;义的发展》、布哈林《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著作,尽管他自谦地认为这是极初步的点滴知识,但他心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意识已经萌生,因为马克思主义阶级?#27835;觥?#31038;会结构?#27835;?#26041;法正是从?#20998;?#30340;历史中提炼出来的。傅衣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对社会发展诸形态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展开思考,他与邓拓、陈啸江等人交换意见,并积极撰文参与讨论。1933年,傅衣凌撰写论文提出:秦汉的豪族来?#20174;?#20845;国的故家遗族,人数不少,虽然失去了政权,但他们仍“不愿与齐民齿?#20445;?#31206;始?#21490;?#22797;有徙豪之举,却并不能彻底,而且随着世代的繁衍,豪族还可能壮大起来,它们以“保族?#34180;?#25910;族”为圭臬,?#26377;?#30528;自己的文化精神。他们养客作为自己的辅弼,蓄奴作为继续养尊处优的前提,生活奢靡,行为横肆,往往构成为贫民的剥削者和政权的直接威胁力量,当统治者试图压服他们的时候,一些豪强潜伏下来,衍生为魏晋时期的门阀。该文的编者?#27492;担?#34429;然衣凌先生草此文时,尚未知中国社会史论史上,有这么一种的新主张?#20445;?#25351;汉代社会已较前不同,开始有“佃耕制”时代特征或者说亚细亚的?#30333;时?#20027;义时代特征这样一种学术观点),然而,傅先生的论述却与此暗合。该文所刊发的《现代史学》是傅先生的文友陈啸江在中山大学朱谦之教授的支持下创办的,具?#26032;?#20811;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倾向。在该刊第3—4合刊?#27966;?#20613;先生再度发文,提出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应该从经济这个“社会底下层基础”出发,不能“全是机械的说法,拿西洋的学说,?#32431;?#30011;中国的社会?#20445;?#24212;该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20445;?以生产方式为割分的标准?#34180;?#20613;先生阅读了192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马克思著、郭沫若译?#19969;?#25919;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认识?#25509;?#35813;从马克思所说的?#25226;?#32454;亚的生产方式”出发揭示中国秦汉以后社会的特殊性,傅先生将之定义为“隶农制?#34180;?#36825;种“隶农制”不是封建的,也不是?#26102;?#20027;义的。?#30001;?#20135;?#38469;?#19978;看,铁器、牛耕、人工灌溉都臻于一个?#32454;?#30340;水平;从田制角度看,土地?#23578;?#32789;、可买卖,产品亦可进入市场;高利贷大行其道。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是隶农制,其根源在于高利贷?#26102;尽?#21830;人?#26102;?#19982;土地?#26102;?#23454;现了三位一体,中国专制主义政权以官僚、军队实施对地主、商人、农民(隶农)、奴隶的统治,等级界限森严,尽管有科举制度激发官僚队伍的更新,但社会的保守色彩明显。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傅先生认为:奴隶阶层长期存在,其来源包括俘虏、罪人、赏赐、买卖、贡献与投靠等多个方面,应用于军事、生产、宫廷及其他方面的杂役,他们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都极低,他们的主子则往往?#32487;?#26080;限,作威作福。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时常表现出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

1935年,傅先生?#21518;?#26085;本,接触到日本流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日本学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26102;?#20027;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 ?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19968;?#20102;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26102;?#20027;义发达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37096;?#22827;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26174;?#24615;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傅先生由此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是很有好处的,这种好处特别表?#27835;?#35270;野的宽广和?#21019;?#38382;题的周密性上。

1940年时,傅先生已认识到:人类社会往往存在?#27431;?#23500;复杂的实态,“在我们的周围,有依?#21344;?#21010;生产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被利润支配的商?#32439;时?#20027;义经济,有单纯商品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甚至还有带着原始色彩的自然经济;在政治生活方面,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有?#26102;?#20027;义的‘民主政治’,有君主国家和法西斯独裁国家,有封建的王国和半封建的军治国家,甚至还有在过部落生活的酋长制度;至文化生活的领域来说,我们?#37096;?#20197;举出极矛盾的现象,现在科学昌明的世界,有的却在那里提倡读经,以及无批判地?#25351;?#19968;切旧有的东西,这些不合理而错杂的现象,围绕着我们的身边,实在已够弄得头?#25991;?#30505;,莫知适从了。”傅衣凌先生力求从纷繁的社会现象背后,剖析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质,把握其特征,并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经过对当时流行的诸多社会分期理论的比较?#27835;觶?#20613;先生认同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26102;?#20027;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五阶段理论。

《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


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时曾指出方?#23613;?#26063;?#20303;?#36134;?#23613;?#22865;?#32423;?#26159;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但囿于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26469;?#23454;践者却迟迟没有出现或几近于无。傅先生堪?#24179;?#26089;的实践者。通过访?#30465;?#35843;查搜集原无人?#24335;?#30340;研究资料,赖之寻找历史演变的端绪,逐渐成为傅先生治史的鲜明风格。这种在传统典籍文献之外开辟新的史料来源的做法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人们看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实态,生动而鲜活,这也让青年傅衣凌特别兴奋。1937年他在福建永安躲避日军空袭时,无意间发现了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期的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本来别人视之为“腐朽?#20445;?#21040;了傅先生手里,却马上变成“神奇?#20445;?#20182;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该书对明清时期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二主等问题作出了清晰的阐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奠基之作,东京大学田中正俊和重田德两位先生曾共同翻译该著作,?#31034;?#30000;陞先生亦高度认同该著,因为傅先生这种治史方法恰?#20204;?#21512;了国际史学界借重民间文献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傅先生曾特别感慨接触现实对他?#30001;?#35748;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他说:“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39029;?#27493;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凭借着强烈的兴趣和刻苦的钻研精神,傅先生养成了处处留心、事事关心的治学习惯,他勤于访书、读书,亦勤于访人、?#20889;瑁?#20182;认识到: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相关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35752;?#21490;,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他?#26377;?#32903;淛?#27573;?#26434;俎》中寻觅到新安商人、?#25509;?#21830;人的论题,与日本学者藤井宏交谈后引起共鸣,其后相互交流,共同推进该论题研究的深化。他从阅?#32451;?#26790;龙《醒世恒言》中发现苏州?#36176;?#19996;、西山商人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题目,与南京大学吕作?#24179;?#35848;后更激发了寻找湖南各地活跃着的?#36176;?#21830;人的热情。傅先生对民俗有天然的兴趣,他在《桃符考》中说:在古人心目中,将桃视作驱逐魔鬼、祓除不祥的神秘之物,就像英国人 ?#30001;借?#20026;有神秘能力的东西,?#30431;?#38829;打牛马,能?#38376;?#39532;?#39318;常?#20294;倘若用金雀枝或柳枝鞭打小孩,则小孩不易长大,因金雀枝不会长成大树,柳枝亦较早凋零。傅先生曾深受民俗学家弗?#33258;蟆?#37329;枝》的影响,对民俗的认识特别专业、独到。他指出:以桃驱鬼,曾走过以?#26131;?#25104;人形,即桃人驱鬼的阶段,神荼郁垒被定义为驱鬼神人,配合桃人共同执行驱鬼抗魔的职能。近代的春联与古代的桃符虽然有关联,?#35789;?#25481;了原始民俗的本来意义。傅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考证福建陈氏、?#21078;稀?#26446;氏、吴氏、?#30343;稀?#21016;氏、邱氏、罗氏、晏?#31995;?#37117;是畲族,其他像许氏、张氏、余氏、袁氏、聂氏、?#38469;稀?#31456;氏、?#38382;?#20134;有畲族混杂其间。因为“畲与汉人往来频繁,多沾染华风,改用汉姓,亦喜自托于中原仕族之?#23567;薄?#20182;实际?#29616;?#20986;了福建人口构成的历史样貌。抗战期间,傅先生在永安农村看到一座刘姓土堡,其厅?#20204;?#22721;上写了一条禁止族内收继婚的俗例,反过来推求该地曾经存在的收继婚习俗,获得中山大学中国婚姻史专家董?#26131;?#30340;认同。从中国手工业帮会并不单单存在于城市,而是从农村延长到城市去这一事实,傅先生追索出中国工商阶级与封建地主间不但不存在相互矛盾,反而还存在共通性乃至一身而二任。工商业会馆既存在于城市、又存在于农村的事?#31561;?#20613;先生认识到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立,农村是城市工商行会的原始基地,譬如在商人会馆中又存在着更小的组织形态,被称作“纲?#20445;?#32454;究“纲” 的本义,是专营某类商品的商人组织,更早是官营运输组织的称谓。仅在这一点上,与?#20998;?#30340;经验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抗战期间,傅先生还在福建邵武东?#32426;?#20020;溪的一间庙边看到一块碑刻:“佃送主家者照此斗式?#21490;?#21508;宪,颁定?#32479;?#26007;式,主自往挑者,照此斗式。雍正十年十一月日公立。”依据这块并不完整的碑刻,傅先生追溯到立碑前的雍正八年邵武南乡人曾为斗式展开过争斗,知府任焕为此颁定过斗式,但纠纷并未停止,所以才有了雍正十年?#21490;?#21508;宪的?#32479;?#26007;式。抗战胜利后,傅先生在福州发现琉球会馆碑刻资料,了解到琉球贡舶或商船进口后,按规定所有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必须交由十家球商(卞、李、郑、林、杨、赵、马、丁、宋、刘)处理。由此,傅先生总结出它实际上和广东的十三行、厦门的洋行属于同一性?#30465;?#20613;先生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海外贸易经营者不限于滨海地区,其中多有内地商人,江苏华亭、江阴、黄姚均海商聚居,浙江的明州、杭州,亦为海外贸易商人所聚集。傅先生判断:“当时浙海通蕃之风甚盛,浙人通蕃多从宁波、定海出洋,?#35748;?#26377;积年通蕃柴?#26053;溃?#26477;州歇客之家亦均系通蕃的窝主,绍兴则多外商的通事。”福州为中外交通之地,成化间泉州?#32961;八?#31227;设于福州之后,通蕃渐多,省城的河口以及濒海的琅岐、嘉登诸岛之民,无不辍耒不耕,远航海外,而福清的通蕃喇哒,当嘉靖间曾横行于海上。至于泉之安平、漳之月港,尤为中国海外商人的集中之地。漳州“梅岭林、田、傅三巨姓,全部三千家,即全靠经商行劫为活?#34180;?#24191;东海商去三佛齐、满剌加、暹罗等地的也很多。来自内地的商人如徽商也是海外贸易的重要一支,明嘉靖年间,他们并与福建、广东商人同任管理外商的一切事宜,后来,徽商在广州的十三行、宁波的洋行都有活动轨迹。其他像晋商?#35762;?#26085;本,江西商人如亚刘成为满剌加通事,饶州人朱辅任职于琉球国多年,佛郎机贡使中的火者亚三都是海外贸易的活跃分子。福建海外贸易商人也有不少来自龙岩、汀州。傅先生认为:这么多人在趋利的吸引下,“相率呼群唤侣,麇集而至?#20445;?#19981;利于海商?#26102;?#30340;集中,而使原始?#26102;?#30340;蓄积受到妨碍。当时经营大宗商品?#20426;?#31958;的有浙直丝客、徽商、闽商、粤商,他们不仅在国际市场竞争,同时也在国内市场相互争夺。傅先生?#26377;?#20809;启的《海防迂说》中发现:“若吕宋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20102;?#27442;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结果是商人间的自我恶性竞争,不利于大商人的形成。这些新解释的形成绝非那些停留在阅读狭小范围资料者能够达到。傅先生感慨:寻找史料的艰辛固然考验着治史者的意志,但从史料中探寻出前人所未发的新知识、新认识,那种?#29420;秩从?#26159;一般人很难体验到的。

通过解读土地契约中亲邻权的存在,傅先生发现了中国土地产权交易中普遍存在若干非经济因素。通过解读清代福建长乐的乡约,傅先生发现乡约内容庞杂,包括修身、禁止赌博烟酒、防止盗窃火灾规约,学田产业及公有地规约,缴纳租税规约,乡村争议及诉讼规约,乡董职责规约等等,傅先生认为?#21512;?#32422;本是地方势力集团权力的体现,?#32431;?#20197;存在于中央集权社会里,体现的是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的怀柔与利用,前提往往就是乡?#23492;堋暗?#36127;一部分社会控制的任务,利?#30431;?#20204;乡族自治的习惯,以防止反封建的行动?#34180;?/p>

傅先生阅读到史料中“回乱?#34180;安?#23495;?#34180;把?#26541;?#34180;?#30719;盗”等字眼,注重从经济领域寻?#20197;?#22240;。他认为:“太?#25945;?#22269;时代全国各种叛乱的蔓延与扩大,其总的原因,不消说还是由于清朝封建社会的崩溃,引起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农民生活的贫困,于是各种离心势力相率并起,其间交互错综的关系,是要辨得明白的。”在?#27835;?#31119;建邵武、福州老官斋教起事的原因时,傅先生指出“土地的集中,佃租的奇重,饥馑的荐生,生活困苦”是起因,“闽西北山岭的重迭,客籍棚民的杂处,亦便于藏匿”是其逐渐壮大的地理条件,但当官府组织镇压时,他们?#35753;?#26377;武器,又缺乏?#29486;?#31934;神,因此迅速失败就势成必然。阶级?#27835;?#30340;思路已经较为清晰地表现出来。

傅先生总结说:“中国历史的发?#20849;?#27809;有背离世界各国的共同客观规律,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使中国的封建制不同于?#20998;?#21644;日本的纯粹封建社会,而是以地主制为?#34892;?#25152;建立起来的一种生产关系。因而她具有东方社会的某些特点,发展较为缓慢,新旧社会形态的交替,没有截然分开,藕断丝连,纠缠不清。但她又不是长期?#20102;?#30340;社会,而是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是早熟而?#27835;?#25104;熟,既发展而又停?#27712;?#20294;生产力始终是最革命的因素,纵使遇到中断、夭折,然而它绝不会停滞不前,且?#26434;?#21069;后继承关系。”这种立足于中国社会土壤的实证性研究依循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驱动力是将书?#26087;?#23398;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照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同时也是独到的、深邃的,能够赢得学界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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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占据学界主导地位之后,傅先生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本质上的提升。他自言:“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26102;?#20027;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26102;?#20027;义的影响,中国?#27493;?#32531;慢地发展?#38454;时?#20027;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后,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了。”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上世纪50年代初,傅先生在?#26102;?#20027;义萌芽研究方面提出了系统全面的观点,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方代表。傅先生的系列观点包括:16、17世纪前后为中国?#26102;?#20027;义萌芽时期;中国农业?#26102;?#20027;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26500;?#24459;是?#30001;?#21306;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具有地区性和不平衡性,因遭受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经常处于夭折、倒退或中断的境遇;在手工业经营形态上,清代乾嘉时期川陕湖三省边区的手工业已粗具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规模,道光以后则因政治、社会诸种原因而趋于衰落、中断、夭折的状态,但有的则被继承下来,?#24050;有?#21457;展;在先进地区?#26032;?#21518;因素,在落后地区有先进因素,这是中国?#26102;?#20027;义萌芽的又一种现象。有时,内地?#26102;?#20027;义萌芽的生产形态?#29616;?#27839;海地区还更加成熟,像四川的井?#25105;?#29983;产在?#40644;?#25112;争前便已经是典型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形态了。“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像马克思所说的纯粹的封建社会,而是一种具有弹性的封建社会,旧的东西老是?#29486;?#27963;的东西,发展很缓慢,并且正当新的因素要从母体中?#28895;?#20986;来的时候,却受到外力的干?#29275;?#25171;乱了原来的历史行程,使中国转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傅先生从明代江南农村的研究着手,既看到江南农业中的大?#25239;?#20323;劳动,?#37096;?#21040;江南农业中粮食作物之外的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以及它们与市场的广泛联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江南出现了富农阶层,他们的经营方式颇具?#26102;?#20027;义萌芽色彩,但尚未成熟,甚至可以说还很薄弱,无法实现向?#26102;?#20027;义的过渡。因为当时周围的绝大多数农村仍采取封建奴役制的佃耕方式,向农民收取地租,因此,这些新因素彰显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性,?#35789;?#32456;未能突破旧有的生产关系。傅先生发现:?#36176;?#28246;滨?#22303;?#21644;平江的茶农已成为受着外国?#26102;局?#37197;的商品生产者,在外国?#26102;?#30340;推动下,平江制茶工业曾有巨大的发展,茶庄数十所,拣茶工人不下二万人。这?#30001;?#20102;其对毛泽东“外国?#26102;?#20027;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科学论断的理解。同时,傅先生还揭示了地主和商人均从事高利贷活动对商业化生产的?#31181;疲?#20182;们由此走上了寄生性生活的轨道,但是近代如火如荼的革命烽火使他们如坐针?#20445;?#24819;寄望于王朝以政治力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愿望落空之后,他们?#32531;?#36215;而自?#28291;?#28165;末湖南团练大抵是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所以这一个转型期的湖?#31995;?#20027;经济或即是湘军的社会基础,也构成为后来洋务派的一个较隐蔽的物质条件。傅先生还?#27835;?#20102;龙游商人、江右商人、武安商人、徽州婺商、闽浙海商等区域性商人群体,揭示了商业?#26102;?#23545;中国?#26102;?#20027;义发展的历史准备意义。傅先生回忆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邓拓、尚钺等给予他极大的鼓励和关注。

1961年,傅先生检讨了学界对中国?#26102;?#20027;义萌芽问题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钻研得不够深,?#20849;?#33021;很好地运用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其次,学术研究必须占有大量的资料。明清两代史料浩如烟海,不但地方?#23613;?#25991;集等需要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其他有关经济史的资料,例如明清时期的档案以及新发现的徽州契约(其他各省也都有类似的资料)也当作进一步的整理。这是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头等资料,但目前这一工作尚有待于加强。傅先生的这一总结切中时弊,具有警醒作用。他指出:克服这些?#27605;藎?#24212;该兼顾一般规律和特点,兼顾新因素与旧因素,兼顾萌芽与成熟的分寸,兼顾发展与停?#20572;?#35748;识?#38454;时?#20027;义萌芽的地区?#26434;?#19981;平衡性、不够成熟和不大完备、会出现“夭折?#34987;頡?#20013;断”的状态、具有长期性和缓慢性。造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则在于王朝政权竭力巩固自然经济;乡族集团主?#38469;?#24037;业、商业、公共事业,其导向是补强自然经济;农民离?#20004;?#20026;自由,导致城镇劳动力过剩,阻碍了生产?#38469;?#30340;改革。

傅先生指出:宋代以后,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愈益占着支配的地位,佃农制的发达和农民的相对离土自由,使农村中出现了三种劳动力形态,?#20174;?#24037;、佃户和?#30528;?#21830;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并存,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进一步、退二步的情形。本来农民具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从农村挤出来的过剩劳动力,可成为佣工,为工业发展注力。但事实是那些可能走向新境界的经营地主和富农选择了乡居和离开生产的道路,他们以放高利贷为生,过上了?#26087;?#28139;逸的生活。 ? 地主阶层的寄生化更加显著。他们不断加大着对佃户的榨取,导致农民的贫困化,无法实现与城市工商业的?#34892;?#23545;接,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更强。傅先生?#27835;?#35828;:“这广大的农业人口向全国各地的自由流动,固然在缓和了某一地区的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促进移住地的经济开发,都发挥了一些作用。不过这大量的农业人口如果过多地向某一地区集中,则必然会产生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水平和?#38469;?#27700;平的后果,出现有争求雇主的现象。明清之际苏州的织工,即系如此。” 显然,城市手工业的雇工制无法获得健全的发展,主佃关系往往充满了野蛮的色彩,有时衍生出奴隶式的畸形关系。在江?#31995;?#21306;,地主使用?#30528;?#29616;象普遍。从政治层面看,那些势单力薄的普通之家往往也主动寻求具有政治特权的身份性地主的庇护,投靠到其门下成为奴?#27712;?#20291;户,胡如雷先生称这种现象为?#26263;?#20108;度农奴化?#20445;?#22312;傅先生看来,这是新旧因素纠合而出现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儿,地主将高额榨取的地租用于娶妻纳妾,繁衍众多子嗣,结果往往是财产的分散与浪?#30505;?#20381;然无法引向生产领域。被榨干的佃农在独立和自由都被地主控制的背景下,很难求得发展的空间,甚至妻女都?#26786;员?#20027;子?#25105;?#27450;凌,有的便举起反抗的大旗。傅先生的这个?#27835;?#28145;刻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的?#39556;常?#20999;合了马克思主义阶级?#27835;?#30340;内核。?#34892;?#30740;究强调地主对农民的关?#24120;?#25105;们不必否认存在这种现象,却也不可过多地加以渲染,而无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傅先生能在进步因素中辩证地认识到落后成分,譬如尽管土地买卖早已出现,?#19994;?#26126;中后期普遍用银交易,银则多来?#20174;?#28023;外贸易所得,但是“银主”们在土地交易中并非全部依照市场法则运行,亲邻优先购买权、原业主权、地方霸权等非经济因素时常左右交易行为,新的气象固然有了,但旧的因素?#35789;?#32456;像脚镣束缚着进步的双脚。傅先生揭示的是与中国社会进步性趋向相伴随的艰涩的迟滞性。

1949年后,傅先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更加自觉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27835;?#26041;法。傅先生通过认真学习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较好地坚持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譬如,傅先生将?#25628;?#27494;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既看到了明末清初如火如荼的农民与地主间的斗争形势,又看到新兴的满人集团与其他各族间的相互斗争,还看到了明中叶以后自由思想在商品经济带动下的滋长。?#25628;?#27494;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对专制政治表达了不满,主张开明政治;对外族入?#37073;?#20182;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响?#37327;?#21495;?#24509;?#23545;空疏学术的蔓延,他提出了振兴实学的思路。这些方面都可印证?#25628;?#27494;作为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的形象,不过,傅先生也指出:“他的思想无可?#38753;?#22320;带有这一个时代的烙印及其局限性。我认为,这种局限性主要是脱离了人民群众。?#25628;?#27494;处于明末清初这一个风云变色的大动荡时期,?#35789;?#32456;不敢和当时的农民军发生联系;同时,他反对专制,却不敢触动君权;他亲自参加过商业活动,主张开矿,发展生产事业,却反对用银。这种思想的矛盾和不彻底性,正是地主阶级知?#26007;?#23376;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对郑成功的评价中,傅先生再度强调:马克思?#24515;?#20027;义教导我们,评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他所属的阶级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 郑成功所处的时代是西方殖民者逐渐谋图打开与中国的贸易通道的时代,当时“中国人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各族人民与满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同时并存。郑成功身处东南沿海,堪称对殖民者斗争的?#25226;兀?#20182;毅然?#26800;?#36215;了抗清驱荷的使命,从而为其后中国经济的发 ?展创造了?#24049;?#30340;先决条件?#34180;?#20613;先生认为:“郑成功和?#28404;?#24093;虽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为保卫地主阶级的国家,促进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两人实起了相同的作用,甚至可以说?#28404;?#25215;继了郑成功的未竟事业。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一种不自觉进程的自觉自由的表现。自然,这一个效果,郑成功本人完全没有觉察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然在客观上,他实为这一时代的一个历史的‘发起人’。历史的发展,常是如此。” 傅先生还说:“ 郑成功和?#28404;?#24093;同为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如将他两人作一对比,不?#33469;?#20986;郑成功的对外政策比起?#28404;?#24093;来伟大得多。郑成功对于外国?#33268;?#32773;是坚决地斗争,是积极地开国,而不是消极地锁国。 ?#28404;?#24093;虽也对17世纪的至高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可是在对外关系上,则与荷兰人公开勾结,继续实行沿海迁界,镇压东南各省人民向外发展在郑氏亡后,?#28404;?#24093;且有放弃台湾的拟议,幸亏施琅的力请,才没有付诸实施。再说?#28404;?#24093;的六?#25991;?#24033;,固然他的意?#24049;?#22810;,但害怕江?#20808;?#27665;潜通外国,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理由。从这一系列的行动,都可以看出?#28404;?#24093;对外关系是消极的、保守的。”将历史人物放到历史演进的长河中,由此作出的判断才更见立意的高度。

傅先生对农民战争、抗租抗?#20613;?#26007;争的研究尤多,同样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既尖锐复杂又扑?#35775;?#31163;的阶级阶层关系。 ? 他说:农民战争“ 范围有大?#34892;。?#26102;间有长有短;有的是地区性的活动,有的则属于全国性的规模,也有的为公开的武装斗争,有的则是较隐蔽的斗争。且又由于农民的小生产者的性格,在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时,他们斗争的结果,常被利用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农民队伍中,也每不自觉地走?#31995;?#20027;阶级的道路,并重新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地主。是以虽然阶级矛盾?#24895;?#32531;和,新王朝已告建立,可是阶级斗争的任务却?#30585;?#26377;完成,而且这一个新的王朝,它的政权能够稳定与否,社会经济能够繁荣与否,不仅取决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于旧王朝的破坏作用;也取决于地方性的、短期的农民战争对于新王朝的打击作用,继续迫使新的王朝采取各种措施,?#21592;?#35777;生产力的发展。”傅先生的论断阐明了阶级斗争是中国传统社会实现革?#35782;?#26032;的重要机制之一。


3

“文革”结束以后,科学的春天到来,傅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79年10月,傅先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南康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34383;?#33391;校区、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和洛杉矶校区讲学三个半月,会见了美国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如施坚雅、魏德曼、杜维明、何炳棣、邹谠、谢文孙、孔恩、牟复礼、刘子健、余英时、郑培凯、?#26053;?#37558;等教授。回国途中,又应日?#24452;?#20140;大学东洋文化研?#20811;?#30340;邀请,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讲学两个星期,会见了日本著名学者西岛定生、佐伯有一、田中正俊、藤井宏、山根幸夫、竹内实、森正夫、北村正直、岩见宏等教授,拜访了宫崎市定老先生,交流学术意见,并重游了神保町旧书?#36749;?980年9月又应加拿大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渥太华大学、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21830;?#21033;尔大学、莫吉尔大学等讲学两个月。

在出国讲学期间,傅先生亲眼看到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等?#26102;?#20027;义国家虽然在生产?#38469;?#26041;面是进步的,但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 ?通过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我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好,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回国以后,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980年3月党组织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也是最高兴的事情?#34180;?/p>

年近古稀的傅先生一方面积极整理编辑既往广为收集的民间文献资料,陆续将之公诸于世,一方面则将自己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这是傅先生对既往研究加以整理升华的一个结晶。文集所收?#34892;?#35770;文写成于1949年之前,收入论文集后一般都加了?#20174;錚?#20307;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一个逐渐?#30001;?#29702;解的过程。譬如,他在《关于捻变的新解?#27712;?#20013;说:本稿完成于1944年,那时对马克思主义所知甚?#24120;?#20063;没有很好地搜集有关文献资?#29486;?#20026;参考,只在初步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捻军有一部分的领导者系属社会的上层人物,总觉得捻军的社会性质有加以?#25945;?#30340;必要,因而提出太?#25945;?#22269;为南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捻军则是代表北方地?#25509;?#21147;者——地主、豪族领导北方贫农对于中央政权——专制的封建清朝这一种反抗运动。发表这篇文章后他继续补充了一些材料,丰满了上述观点的证据。他说:“我不是机械地搬用领导人物的血统论,也没有否定张乐行等人在反清运动中的积极作用,而是如实地指出在当时的社会动乱中,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存在有这么一些事例,值得思考。它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以?#27835;?#21508;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大动荡的时代里所起的历史作用,看出社会各阶级、各集团之间的变化,是千差万别的,既有互相联系,又有互相冲突矛盾,切忌用‘一刀切’的阶级观点,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绝对化起来。”在考察太?#25945;?#22269;时期团练问题时,傅先生发现?#21644;?#32451;有拥护中央政权的一面,同时?#37096;?#33021;产生分化、离心作用。在考察太?#25945;?#22269;时期的抗粮潮时,认识到地方割据势力往往?#20439;欧?#24314;社会的崩溃,起而与中央政权作剧烈的斗争。

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32431;?#23519;是傅先生治史中呈现的一种鲜明风格。郑培凯先生这样评价:“有人以为傅先生对明清阶级斗争的研究仅限于明末奴变、佃变、抗租之类,系他研究明清社会结构的副产品,并非他真正兴趣所在。其实不然,傅先生对农民战争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变革一直都有很强烈的研究兴趣。”陈支平先生说:其“旨在着重于说明它如何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以及它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34180;?/p>

傅先生?#27835;?#28165;末厘金制时,认为是?#28526;?#23558;官、封疆大吏、地方?#21487;?#29978;至乡曲的土豪地痞积极倡应的结果,起?#20174;凇?#19968;文愿”这样的?#29486;?#21046;时期相互扶助的传统,它成为地方势力?#33469;?#22320;方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其对贸易经济的影响是消极的,尤其对本国商人的?#31181;?#26356;甚,对外商洋货的推销亦没有对策。

傅先生晚年一直笔耕不辍。他论述了桂阳虽处山区,偏僻闭塞,但已不仅?#20449;?#19994;,而且兼营林、牧、?#34180;?#28180;、矿各业,与外部市场已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矿业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形态,但这班工商业者每回旋在官与商之间,最后,还是走?#31995;?#20027;阶级的道路,并具有湖?#31995;?#21306;所普遍存在的高利贷型地主的特点。傅先生再次以地区性的研究告诉人们:?#26696;?#28165;各地区的种种情况,将会有助于总的规律的说明,为研究中国封建经济特点做出贡献。”

发表于1984年的《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是傅先生人物研究方面的新作,他提出应从唯物史观出发,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出发,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科学地、全面地评价郑成功及其周围人物。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其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保障了东南各省的安宁,使之免受西方殖民者?#33268;?#30340;危害,郑成功组织闽地移民开发台湾,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成为台湾开发的先驱者。就郑成功的抗清,傅先生认为:“与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功绩比较起来,毕竟是第二位的,是以我们不同意过分夸大郑成功的抗清作用。至于用正统观念来歌?#35752;?#25104;功的抗清,更是不可取的。”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超越了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意识。对于施?#29275;?#20613;先生认为:“施琅尽管和郑成功有过个人的恩怨,?#22791;干斃种?#20167;,终于毁灭郑家,收复台湾,统一中国,从这些表面的现象看来,好像郑成功和施琅始终是一对的对立物。然而历史的发展,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却是相成,使他们必须服从历史的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成为一对不乐意的?#29486;?#32773;和继承者。?#34180;?#26045;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这是因为他?#20146;?#20026;沿海人民的代表,?#32426;春?#35199;方殖民者肆意侵占中国的利益,施琅和郑成功积极发展台湾经济、以台湾为东南各省屏蔽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观点同样显示出傅先生高屋建瓴的思想深度。

1987年,傅先生应《文史哲》之约写了《谈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一文,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才能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34180;!?#21490;学认识过程必须以史料为中介?#20445;?#35201;加强区域史研究?#34180;?#35201;重视比较研究?#34180;?#35201;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笃信,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经验,以超越前人、不断提出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使命?#34180;?#36825;些观点都是傅先生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形成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弟?#29992;?#27839;着正确的?#20613;?#24605;想,取得各自领域的辉煌学术成就。

1988年发表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被视为傅先生的遗作。在这篇文章中,傅先生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一生学术发展的脉络,包含了深刻的反思意涵。譬如:“长期以来,人们坚信不疑:如果没有外国?#26102;?#20027;义的入?#37073;?#20013;国?#27493;?#21644;西欧一样,自发地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26102;?#20027;义社会,这一立论是从马克思关于西?#32439;时?#20027;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引申而来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32439;时?#20027;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力求把自己“关于西?#32439;时?#20027;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同“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理论”严格区分开来,以免唯物史观落入历史哲学的陷阱。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时常被教条化,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复杂思?#23478;?#34920;明,他对东方社会区别于西欧社会的若干方面已有所觉察,而无意用五阶段论来“以一统万?#34180;?#27491;是在这种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傅先生大胆提出“中国传统社会”这个概念。

傅先生论述道:“由于自?#25442;肪场?#29983;产条件、种族迁徙、农村公社原有组织形态等等因素的差别,在原始社会漫长的瓦解过程之后,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进程错综复杂,社会结构新、旧交错,融为一体,出现了多种生产方式长期并存的局面。……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中国多元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很难用一?#36164;?#29992;于?#20998;?#31038;会的模式来进行规?#19969;?#31206;汉以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奴隶制因素、地主制因素、自耕农经济成分和其他多种经济因素长期并存。从东汉……到明清时期仍广泛存在奴?#23616;贫齲?#29983;产资料所有者完全占有生产者本人的现象从未消除;中国从未出现过严格的庄园制度,没有等级森严,效忠于领主、诸侯的骑?#20426;?#27494;士制度,没有不输不入的特权,而是长期存在着地主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租佃制主要以实物地租形态剥削佃农的同时,劳役地租(如佃仆制)和货币地租也长期作为其附属和补充,而不表?#27835;?#19968;种时间先后的替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经济的存在更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在每个新王朝的早期还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原始村社制的残余也普遍存在。而且,各种经济成?#31181;?#38388;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总是处于历时性的、动态的变化之中。” 从学习恩格斯《家庭、?#25509;?#21046;和国家的起源》中,傅先生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产生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恰在协调各种不可自我调和的矛盾中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25285;?#20613;先生反对将中国和印度、埃及等地区进行类比而得出管理渠道和人工灌溉设施、举办公共工程、节省?#30431;?#21644;共同?#30431;?#30340;要求是中央集权政府建立的原因的结论,认为水利是集权国?#39029;?#29616;后由于其地位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其众多的功能之一,……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很大一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是在乡族社会中进行的,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干预。“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和‘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地方割据和农民战争是冲突的基本表?#20013;?#24577;,但是这些往往是短暂的、临时性的,地方割据势力既可以是兴风作浪的始作俑者,或者利?#38376;?#27665;起义达到自己的目的,?#37096;?#20197;出面镇压农民的起义,保障自我的利益不受损害。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往往可以利用这些地方势力消除不安定因素,进而收编他们,使他们臣服于大一统的权威之下。汉代以后,财产所?#34892;?#24577;和财产法权观念多元化现象明显,国有经济、乡族共有经济和?#25509;?#32463;?#36152;?#26399;并存,难做剖断,司法权的多元性也由此衍生,族规、乡约、乡例都有推行的空间。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性同样存在。因此,虽然社会上出?#20013;?#22810;类似?#20998;?#36817;代化时期的现象,但往往并不具有导向新的社会形态的征?#20303;?#21453;而是新旧因素和平共处,相?#21442;?#20107;,社会结构具有广泛的?#35270;?#24615;和化解各种冲击的能力,商人尽管成帮,成了一个显著的阶层,但他们在政权敲诈下有反抗意识,?#20174;?#36820;回去寻求政府给予保护和特权,斗争性不强。从外部世界看,“当时西欧已进入?#26102;?#20027;义社会化,其经济发展大大超过中国。?#26102;?#20027;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扩张,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叶?#40644;?#25112;争的爆发,把中国卷入了该体系之中,确定了中国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弱小和不发达地位。正由于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一新的社会中,传统中国多元的社会结?#20849;?#26410;有根本改变,相反的,它很好地?#35270;?#20102;变化了的社会环?#24120;?#34920;现了很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30001;?#20250;、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裙带关系、迷信活动和宗族势力等?#35748;?#35937;,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社会结构的残余。”傅先生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义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了本土化的解?#20572;?#20854;对传统社会进步性的揭示,可以化作我们树立民族自信的动力,其对传统社会消极因素的阐发,则应该成为我们矢志前行的应该加以清算并消除的内容。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于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傅先生对自己一生学术的理论升华性著作,其中进行了若干理论性的概括,譬如: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有阶级对立,又有乡族结合;既有经济强制,又有超经济强制;城市居民与农村关系的紧密结合,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职业分化、城乡分化难以实现,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都发育不成熟,也少革命性、创新性,显得先天不足。这些认识都是傅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形成的深邃思考,具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之理论色彩。


结语

回顾傅衣凌先生55年的治史实践,我们梳理出其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由“体认?#34180;ⅰ?#33258;觉”到“升华”的递进历程,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不?#21414;?#32034;前行的历程。在傅先生的青年时代,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处境艰?#30505;?#20294;已吸引了傅先生的?#25239;猓?#36194;得了傅先生的崇敬。国内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留日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都在傅先生的治史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冷静比?#31995;?#26102;盛行的各种思潮中,傅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体认”和更积极的追随。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27835;?#26041;法、阶级?#27835;?#26041;法,?#30001;?#26469;自社会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共同驱动傅先生将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放置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框架下,从而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早熟?#20174;?#19981;成熟的社会现实,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死的?#29486;?#27963;的”的历史内涵。傅先生的早期实践充?#31181;?#26126;了历史研究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20613;?#24605;想,傅先生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处处体现出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的孜?#38395;?#21147;,在研究中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在“文革”期间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风尚下,傅先生也遭遇到批判,这样的教训着实是惨痛的。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的人为禁区被打破了,傅先生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在1979—1980年间,访?#36893;访饋?#26085;本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坦诚至真地将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形成的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西方学界,赢得了众多的首肯和认可。他在古稀之年重整壮心,一方面整理自己过去的旧稿,加以理论化的提升,一方面积极撰写新稿,将地域研究、阶级研究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直至形成《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这样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著作。

唯物史观要求我们既不以特殊经验遮蔽普遍规律,也不以普遍规律取代特殊经验,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发展之道。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

第2—14页。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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